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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百姓的故事》 作者：韩淑芳
第一章被点燃的人生
恢复高考，我的人生转折点
孙宝寰
实行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令国人自豪、令世界惊叹和瞩目的辉煌成就。作为一个年过半百的人，经历过这段影响中国人命运的特殊历史时期，回顾往事，感慨颇多。
初一文化十年农龄的大专学生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我正读初一。那时还不满13周岁，是班里以至全年级年龄最小的学生，同时，我恐怕也是班里甚至是全年级学习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文化大革命”运动来势凶猛，记得初一的学年考试都没安排就停课了。时断时续地搞了两年所谓的“复课闹革命”后，1968年8月前后，学校发给一张“还下乡青年介绍信”，交到生产大队，就算结束了学业，以“还乡知青”的身份加入到了生产队社员的行列中，一干就是10年……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同志关于决定恢复高考的讲话，犹如一声全面改革之前的响亮号角，划破沉寂的夜空！
消息传来时，第一感觉就是这事离自己太遥远，或者说就是不沾边。从时间上说离考试也就剩一个月左右了。当时我正在公社的创业队（即公社从各村抽调青年劳力统一用于完成农田水利等工程任务）劳动。
一天，一位伙伴提醒说：“你咋没去报名啊？”
我回答得既低调又简单：“我哪行啊！”
“全公社都报了70多人了，他们都比你强吗？”
这一反问像是点中了我的穴位！是啊，要说掂量自己的绝对水平，我真不清楚，只知道自己初一没全读完。但要论相对水平，从全公社拿出70多人来让我跟他们比，我不一定排在末位。因为当时在创业队的百八十个青年中，我大致也算得上是半个秀才吧！在这之前一两年，《铁岭日报》上还刊登过我写的信息报道呢（当时我正在开原的一个建材厂做临时工，报道写的是这厂里的事）。
在这位伙伴的有效“煽动”下，我回家向父亲提了此事，父亲也只淡淡地应了一句：“那就报呗。”于是给了我五角钱的报名费。
然而，初次报名受阻。有关人员以学历不够为由干脆予以拒绝。后来，好说歹说，总算恩准了。
说起备考，也只能在劳动之余。仓促应战二十几个夜晚之后，于12月1日走进考场。考试结果：成绩进了体检线。虽然榜上无名，但总算是沾了边儿。鉴于此，第二年我报名应考。这次，我以超过录取线7分的成绩（当年辽宁专科的录取线为280分）被阜新师专录取。可以肯定地说，像我这样只读过初一的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并且没担任过教师（含民办）的这一茬人中，从农村一线考入高校是极为少见的。
班级第一全市第一全省第一
远离课堂十几年后再进校园学习，犹如梦境一般！此机会之于我，真乃不可得而得之！自己极为珍惜这从天而降的好时机。入学后，肯吃苦、狠用功，盯住知识难点死啃不放，铆足了劲儿一心想学好。功夫不负苦心人。第一次考试就取得了班级第一名的成绩。在第一学年度荣获了“三好学生”称号。
198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紧邻郊区的一所完全中学：阜新市第五中学。怀着报答党、社会和国家的强烈愿望，自己努力尽到人民教师的职责，工作上任劳任怨、服从安排，把全部身心都用到了带班、教课上，扎扎实实打好教学基本功。
我教的八二届高中1班，40多名学生分布在城乡结合部的几十平方公里范围内，为了全面了解学生情况并争取家长对班主任工作的配合与支持，共同教育好学生，我利用寒暑假骑着自行车访遍每一个学生家庭；业余时间学校统一组织为学生补课所得的补助费，我用来买了学生用品送给各班，对此学生们都深有感慨。为了鼓励学生学习，我把学校颁发给我个人的奖品奖给了班级学生。为了建立良好班集体，特别注意做好每位学生的思想工作。
在教学方面，虽然自己经验不足，但我严格要求自己，引导学生扎扎实实学习功课，注重让学生掌握好基础知识，这届学生毕业时，也就是我参加工作的第四个年头，就取得了所教学科（政治）高考成绩名列全市普高第一名的优异业绩。这一教学成果是当时主持工作的杨树森校长从市教育局林忠孝科长那里得知后在全校教师大会上宣布的。
1991年，我被抽调到海州区人事局工作，1994年任区编委办与（区人事局合署办公）副主任。1995年初，由于工作需要，又被调到市人才中心任信息科长，从事综合材料工作，其中信息宣传是一项主要任务。在单位领导的重视下，经过扎实努力，在自己撰稿和广泛进行组织发动等方面狠下工夫，从而使这项工作连续两年获得全省人才系统第一名成绩，本市有3个县区在全省（共100个县区）进入前10名，全市此项工作在整体上明显处于全省前列位置。从第三年开始，单位领导出于其他考虑，主动放弃争第一的要求，退而求其次，继续保持省内先进位次。
再次闯关充电拿下学士学位
参加工作后，自己深感作为中学教师仅有专科学历是远远不够的。业内有句行话：要想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得先有一桶水。我一直在苦寻深造的机会。终于，1984年春，在《光明日报》上获悉东北师范大学面向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兴安盟公开招考本科函授生（据说这是东北师大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本科函授生），并告知，如专业课成绩优秀、外语成绩及格、论文及格，即可授予学士学位。
这个消息，让我感到特别的兴奋！一是对东北师大的较高层次感到理想，二是还有机会争取学士学位，可以再拼搏一次，检验一下自己掌握知识的能力（特别是经历“文化大革命”之后，学外语在当时是很难的）。经过大约两个月的应考复习和严格考试后，我被东北师大录取了！首次面授期间，对于到底还学不学外语有些犹豫不决，毕竟难度太大！经过反复考虑，最后还是决定试一试。经过1010天的奋力拼搏之后，终于以80分的成绩闯过了这一外语难关！
然而，其中的艰辛是很不寻常的。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年龄——31周岁；英语基础——为“零”，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业务和学习负担——既要干好工作、教好课，又要学好专业课，东北师大的函授管理是很严格的，专业课成绩达到优秀已不容易；家务负担——孩子即将出生，爱人上班路很远，每天骑车往返约15公里，走的早回来的晚，租一间房住……花费精力的事很多；学外语条件——只有教材，没有参考书和习题答案，做完作业不知对错，没有人辅导。
音标学习是我的小妹妹在等高考录取通知书那段时间教我的。读课文和生词的录音磁带是到了第二学年时学校才提供的。所用教材为复旦大学组织编写的全国高校文科统一教材。那年9月底，孩子出生，我伺候了妻子两周，刚学的那点东西几乎忘光了。记得有一次在办公室里，当我把所面临的学习任务、目标及难度情况等向教英语的同事李老师描述完之后，他感叹地说了一句：太渺茫啦！
在那三年里，我把工作以外所有能利用的时间差不多全用上了。校内“百树园”里、校园南墙外、校园西侧的农田里……到处都留下了我读书学习的身影，几本英语书由于经常曝于阳光之下翻看，褪色如古书一般。每天凌晨3点闹表一响就起床，向自己确定的赋予象征意义的固定地点跑个往返（4000米左右）再学习，冬夏从不间断。在做家务时，我用粗笔大字将英文段落或单词抄在硬纸上置于身旁，用心用脑读，借以充分利用时间。第一学年结束后的那个暑假在铁岭面授时，我偶然发现同学手中有第一册英语教材的习题答案书，便借来利用课余时间全部抄下来，为赶时间，顾不得休息，手指都累得不听使唤了。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不懈努力，我以专业课、英语和学位论文全部优秀这一成绩，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学士学位。其实，这本学位证书里体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情结，一种对知识的渴求，一种征服难关的愿望，是失而复得的学习机会来临时对个人学习能力的一种检验，是人生旅途的一种特殊历练。
从副主任调研员到政协委员
1996年，我参与完成了《阜新地区1996—2010年人才资源开发战略规划研究》，荣获市政府科技进步一等奖；先后多次有二三千字的文章见诸《辽宁日报》《中国人事报》《组织人事报》《干部人事月报》《阜新日报》等报刊。
2003年，我获得高级经济师专业技术职称；2004年3月，由科长提为市人才中心副主任。2007年8月，提为副县级调研员。2007年11月，被推选为阜新市第十届政协委员，并代表所在的民主党派（中国民主促进会）市委会撰写了《加强人才工作推进经济转型》的发言材料，在市十届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受到领导和各界的广泛好评。2007年下半年，参加了阜新市社科联、市经济师协会联合组织的《当代经济师知识手册》人力资源管理部分的编写工作。该书已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为辽宁省社科联2007年度研究课题。2008年4月，被阜新市公安局聘为“警风警纪监督员”，又担负起一份光荣的社会责任。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没有“如果”！故本人也不宜设想如果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致使我刚刚开始的学业就被荒废，如果我能读完初中高中，我会考入一所什么样的大学、成为一名怎样的人才，会对国家和社会作出怎样的贡献，这一切都没法想象和猜测！
是国家领导人以非凡的胆略和气魄，冲破重重障碍，毅然决然作出的恢复高考这一重大决策，并亲自挥笔改写招生的政审标准，使我从一个青年农民、还乡知青，成为一个合格的甚或优秀的人才，对社会和国家起到了比一个普通农民更为重要的作用。站在社会的角度审视这一改革政策，从当时说，使国家少了一批农民、工人或其他劳动者，而多了一批有用之才；从长远说，是将我们国家的人才选拔方式从歧途中拉回到正轨上来！结束了培养“白卷先生”的历史闹剧，使合格的、优秀的学苗得以到高校深造，保证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需的优秀人才如源头活水，永不枯竭。
（作者曾任阜新市政协委员）
从一名建筑工人成为一名大学生
赖邦凡
1978年不但是中国历史划时代的转折点，也是千百万中国青年的人生转折点。国家在这一年年底决定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政策。而在这之前率先在教育领域恢复了已中止10多年的高等教育考试，接连在春、秋两季举行了1977级、1978级两届高考，使全国几十万有志青年通过考试，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在恢复高考的机遇面前，我有幸抓住了它，从一名下乡知青、建筑工人成为一名在校大学生，接受到了梦想多年的正规高等教育，并能够在大学毕业后为社会多做一点工作，也体现了更大的自身价值，我因此特别感谢当年国家及时恢复的高考。
在那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我同许多人一样，有了参加高考“过五关”的不寻常经历。因此，当年参加高考在我心里留下的记忆也就特别深刻。时至今日，我仍对当年的高考生涯记忆犹新，许多情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依然那样清晰可辨。
迈过心理关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我们参加高考首先迈过的第一关是心理关，不是接受心理考试或心理测试，而是首先要在自己心里建立起信任和树立起自信。因为在1978年恢复高考以前，一些大学经过“文化大革命”停办，已经恢复办学有几年时间，但那时的学生不是通过考试录取，而是由基层组织层层推荐产生的，如此一来，推荐入学很快就弊病丛生，拉关系、走后门、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污腐化问题十分突出。推荐入学事实上成了产生腐败的一大温床，人们对此十分不满而又无可奈何。因此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人们无不发自内心的拥护，但在见惯了前些年的推荐招工、推荐当兵、推荐上学以后，许多人对刚刚恢复的考试入学最初都是持一种怀疑、观望态度，对能够真正实现公平竞争尚未抱多大希望。我最初也是这许多人中的一个，渴望着上大学，但又觉得自己毫无背景，上大学早已是梦里看花，属于可想而不可即的事，因此对1977级的全国第一次高考，我根本就没当回事。我的思想发生改变，最终决定准备高考，是在1978年的2月份。1977级的新生录取已经揭晓，看到一些同样无背景的人已经凭成绩考上了大学，我才真正相信上大学已变为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于是才下定了认真准备参加1978级高考的决心。
那时候，下决心参加高考不易，真正准备高考则更难。教材难找、老师难觅和工学矛盾都是我们必须自己克服的几道难关，作为初65级的毕业生，我只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接受完初中教育。因此一旦动手使我迅速恢复平静进入了考试状态，这些老师的言行后来一直让我感动，我与他们并不熟识，却得到他们满腔热忱的关怀，我从他们的行为中看到了师德之高贵，也受到了如何对待别人的教育，这些感受后来对我的思想观念都有积极影响。
期盼着的成绩通知单
笔试结束以后，我的高考生涯才告了一个段落，我同所有考生一样，这时才算松了一口气，逐渐恢复了以前的生活，接下来的日子除了每天上班做工，就是心里期盼着获知考试成绩。在8月20日那一天，县招委公布了考试成绩，将初定上线的考生及考分张贴在荣昌县人民政府的外墙上，同时告诉考生可以复查自己的成绩，还支持大学揭发招生中的舞弊行为，立即引来无数人关注，从那年公布的成绩看，由于当时各种条件限制，使得1978级的考试成绩远没有现在高考的成绩好。1978级所划出的最低分数线不过区区270分。重点分数线也不过340分。我仅仅351分的成绩就已名列县里文科考生的前列，我当时对自己的成绩一边是尚不满足，一边是还不敢完全相信这是准确的。直到自己去县委会拿到了考生个人的考试成绩通知单了，我才相信这是准确无误的。
漫长的等待
得到高考成绩以后，接下来的程序自然是填报志愿了，这同样是一个难题，而对报考志愿表，看着资料上密密麻麻的招生高校及专业名称，我为确定自己的3个重点、3个一般志愿颇费了一番踌躇，好久都举棋不定，迟迟不敢落笔。现在回忆我们当时的心情，大概同现在的考生也差不多，只是绝没有现在考生的心气高，绝没有非进某高校、某某专业不去的勇气。但唯恐考虑不周，造成录取落败或选择不当的患得患失想法还是很多的，害得亲戚、朋友都来关注我，有的还专程来家里帮我谋划。最后，我在大家的参谋下，根据自己的历史考试成绩最好而确定了第一志愿，重点大学——四川大学历史系；一般大学——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
交出志愿表以后，接着是一段更难耐的等待时间。那时觉得等待时间特别长，实际上只在10月国庆节以后，前后不过一个月时间，就开始传来有人已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消息，这使我更觉坐卧不安。每天从工地回家，都希望邻居能立刻转交给我一封挂号信，但一连好几天我都失望了，我甚至有些担心是不是邮局出了差错，幸亏最终在10月10日的傍晚，我刚一进家门邻居就告诉我：“你有一封挂号信！邮递员没见到你本人就没投递。”我立刻就着急了，既顾不得没吃饭也顾不得天已晚，连忙就打听着到了邮递员的家里，他也十分理解我的心情，马上陪我去邮局，从柜子里取出那封挂号信交给我，我立刻感到这封挂号信的分量是那么重，因为不用拆开信件，仅凭信封下角的“西南师范学院”字样，我就知道我已经被西南师范学院录取了！
凭着收到的这份录取通知书，我到居委会、派出所去办理了户口迁移证明，又到粮食局去办理了粮、油、副食品关系转移。规定的入学时间快到了，我开始收拾必要的东西，捆成简单的行李，做好了入学的一切准备。1978年10月29日晚上，我带着所有证明和这些东西离开家乡，乘火车经过重庆抵达北碚火车站，再乘坐接新生的校车到达学校。虽然路上一共用去了10多个小时，按理该感到很累，但我却非常兴奋，没有一丝丝倦意。10月30日下午，我如期在学院的新生报到处报到注册，完毕手续后立即将西南师范学院的校徽别在胸前，这白底红字的校徽标志着我的大学梦想终于变为现实了。
（作者曾任重庆市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
农村娃成为博士生导师
赵春杰
没有什么能像改革开放这样彻底地改变着中国，改变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改变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
1960年4月，我出生于吉林省农安县的一户农民家里。父母养育我们6个孩子，我排行老大。父亲是小学民办教师，挣大队工分，可那年头全国都一样，给教师打白条，父亲一年到头拿到家里的只是大队给的一张欠条。母亲是家庭妇女，家里生活每年就靠母亲养鸡、养猪艰难维持。我的整个童年记忆虽然也有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玩耍时的欢乐，但更多的是家里的困难环境。
每当回忆起童年时的生活，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挨饿时吃草根，挨冻时手脚溃烂，一桩桩、一件件，很是心酸。记得一次回家向妈妈要5元钱学费，妈妈东家借西家借也没有借到，并不是谁家都这么穷，而是我家太穷了，别人不敢借钱给我们。那一日妈妈抱着我哭得是那么伤心，那一次我一路哭到学校……
家里虽然困难，但我一直刻苦学习。1977年恢复高考，我更充满了信心。1979年，在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三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沈阳药学院，成为家乡恢复高考后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农村娃。之后，我的二弟考取了吉林工学院，我的三弟和四弟也陆续考上了沈阳药学院。家中6个孩子中的4个男孩都考上了大学，而2个女孩为了家中生活却过早地嫁人了，时至今日父母还常常在嘴边念叨对两个女儿的愧歉之意。
记得上大学来沈阳报到的那一天，我只带了一床被褥，身上只穿一套妈妈手工做的黄军装，接站的老师、学生一看就知道这是穷人家的孩子。靠着学校每月15元的甲等助学金，靠着同学的帮助，我度过了4年的大学生活。
1983年7月大学毕业，凭着4年的优异学习成绩，我有幸留校任教，成为一名大学老师。由一个农村娃成为大学老师，我做梦都不敢想。
从我当大学老师的第一天起，我就把这种感谢、感恩之心全部地倾注在事业上。我主动要求给学生当班主任，先后义务地给53期药分班、56期药分班、66期日语二班和70期理科基地班当班主任，共计17年。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在学生身上，努力以自己的师德、学识影响和感染学生。深入地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自己的成长过程和亲身经历，培养和教育学生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远大理想。
和学生家长建立联系，沟通他们子女在校的学习情况和政治思想表现，为培养学生共同努力。同时，利用休息和假期，到药厂、药检所、防疫站等相关单位进行联系，指导学生到单位进行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开展科研训练，建立了以教授、博士生导师和学生双向动态选择的科研训练基地，采取1周、3周、7周的递进式训练方法，使学生尽早了解专业领域，尽早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从看、学，到做。尽早接触科学前沿，明晰本学科发展动态；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合作精神、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应用知识和自我学习提高的能力，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实现全面发展。
我深深地爱我的学生，在教与学的双边活动中，这种爱是互相促进、共同增益的。56期药分班的一名同学经鼓励考取了协和研究生，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老师，真的谢谢您！”就这么短短的7个字，却字字出自学生内心。
66期日语班的一名同学被从日语班分流出来后，无法面对甚至产生过轻生的念头，在听了我分析出的优势后，深深地给我鞠躬，并在大四毕业时，顺利考上了研究生。
在我获得学校青年科技标兵称号时，66期日语班全体同学给我送来了精心制作的书匾，上面写道：“不觉间您已和我们共历了一年的岁月轮转。一年多来，我们已经习惯了您温煦和蔼的微笑，无微不至的关怀，也读出了您殷殷的爱护和挚切的希望。您以师者的智慧指导我们学习，引领我们思考，又以长亲的慈爱关注我们成长，帮助我们前进。在这万灵重生的美好季节，得悉您致力的研究大有所成，我们的心里溢满无比的欣喜和自豪，此时，我们要用最热烈的声音告诉您，老师，我们永远爱您！”
作为教师，有谁能不为这样感人肺腑的语言所激动？
我和学生曾一起度过许多个元旦，做游戏、包饺子、讲故事、聊家常，最难忘的要数世纪之交。我们一起聆听了新世纪的第一声钟响，一起守候着新世纪的第一轮朝阳。那一刻，我们的心，我们的情，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动，都汇集在一起。没有了师生的界限，没有了年龄的阻隔，有的，只是32份火一样的感情，只是32颗跳动着一个声音的心灵！有许多学生到过我的家，他们喜欢吃我和夫人做的饭菜、喜欢教我女儿。
记得一次66期日语二班全班同学都来我家了，他们有的看电视、有的看录像、有的上网、有的打牌、有的聊天，学生们尽情地、轻松地、愉快地玩了一天。看着学生们津津有味地吃着我和夫人精心准备的晚餐，我们两口子打心底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我也曾无数次组织学生攀登千山、凤凰山、棋盘山，游植物园、鸭绿江，参观抗美援朝纪念馆。让学生深深地体会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迅速，感受祖国秀丽河山的壮美，珍惜我们和平年代的美好生活。青春灵魂融入在绿水青山里，欢乐的笑语回荡在蓝天白云间。
活动需要有经费，我积极和企业联系，得到了沈阳红旗制药厂、辽宁康博士制药集团、沈阳东陵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卫星制药厂的大力资助。特别是辽宁卫星制药厂还为70期理科基地班设立了校内人均奖金额度最高的“辽宁卫星奖学金”，每年奖励10名，奖金2万元，连续奖励4年共8万元，解决了理科基地班生活困难品学兼优学生的后顾之忧。
一次，66期日语二班班长来找我，说晚上开班会要我一定参加。一进教室同学们一起唱起了《祝你生日快乐》这首歌，巨大的生日蜡烛映红了每一个人的脸。
一个同学跑过来献上了31朵鲜花，轻声对我说：“老师，今天是您生日，祝您生日快乐！”
那一刻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由温馨和真情装扮的教室，轻轻跳动的烛光诉说着无尽的师生真情，飘扬四周的乐曲表述着无限的师生关爱。这有声无声间，师生深情的气息弥散在每一个人心田，凝结为永恒的风景，永远的回忆。
每年的教师节都是我们做教师最幸福的日子，我的感受更深。亲手折叠的五彩星星、精心制作的各种贺卡，每一件礼物都是学生们用心挑选的真诚祝福。70期理科基地班同学送给我的“心血育英才，桃李满园开”锦旗更是别具匠心。
到2008年8月，我在教师这个岗位已经整整工作25年了！不经意间25个年头就要过去了，时间飞逝，岁月如梭。25年来，每当我听到或看到曾经教过的那些学生的消息时，心中都不自觉地升起一种自豪感、幸福感、成就感！那些可爱的、调皮的、生动鲜活的面孔就在眼前！
25年来，我一直承担着本科生、成人教育学生、研究生等不同学历、不同层次的教学工作，并多年从事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的考前培训及执业药师继续教育工作。除在校内授课以外，曾到过郑州、安阳、华阴、兰州、长沙、拉萨、石家庄、淄博、太原、北京、哈尔滨、长春、鞍山、丹东、本溪、铁岭、抚顺等地进行讲学，特别是北京，从2000年开始一直在那里进行执业药师考前培训。粗略计算一下，听过我授课的学生已达几万人了。在我的商务通里，有联系的学生就有3200多人，真可谓桃李满园了！
25年的大学教师生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弹指一瞬，白驹过隙。“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在茫茫人海中，我只不过是一介微粒，一棵小草。我，一个昔日的农村娃，在党的教育下逐渐成长为一名大学教师，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到博士生导师。
我是党的恢复高考制度、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的今天！
（作者曾任沈阳药科大学药学院副院长）
自学考试给我插上腾飞的翅膀
赵亚洲
回首往事，“文革”初期我下乡插队当知青农民；又在改革开放初期，以不足初中一年级的文化水平，通过参加江苏省自学考试改变了人生际遇；直到现在，我成为一名市政协委员、市统战干部，并获得了许多荣誉。
政策来了，为没有条件读书的人提供机会
20世纪50年代初期出生，“文革”前在城市生活的这代人，人生道路充满坎坷和辛酸。许多人在青少年时期，应该学文化的年龄，却没有上学的机会，而要离开家庭，单身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干重体力劳动，依靠在生产队挣苦工分养活自己，长时间地过着比当时当地农民更加困难艰苦的农村生活。在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的壮年，国家和社会又要求我们有知识、有文凭、有职称证书和上岗资格证书，于是我们又在繁重的工作岗位上，去寻求不脱产的读书途径。
江苏省在1983年下半年，落实了国家的自学考试政策，开始举办自学考试，为那些命运坎坷、没有条件或没有机遇进入有围墙大学读书的人们提供了机会。他们求知若渴，又不满足当时的生活现状，想摆脱困境或想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来提高自身素质，需求得到一纸能证明个人有真才实学、含金量较高的学历文凭证书，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谋取一个施展才智的工作岗位。正是自学考试为他们搭起了一座楼梯、架起了一座大桥，通过一套比较科学的考试程序，帮助走自学成才道路的人，接受到高等教育，以较少投入，获得高校自考文凭。
我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在求学无门时，抓住参加自学考试的机遇，通过12年的努力，完成54门课程，我从工农出身、原有不足初一文化程度学历的上过河工、种过田、扛过大包、拉过平板车、做过炊事员的，一个干了18年繁重体力劳动的普通工人，逆转成为一名具有自学能力的掌握中文专业、财会专业等科学文化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享受到国家公务员待遇的市政协委员，荣获市级劳动模范、市扶贫促小康工作标兵、“江苏十佳自考生”等称号的淮安市市级机关党政干部。这些发展变化，都得益于自学考试给我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自学考试与我的感情，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我的自考经历，是闪烁着我人生一段最光彩乐章的往事。
考完54门课程圆了“大学梦”
我是江苏省淮阴市（2001年初更名为淮安市）自学考试南师大汉语言文学专业（以下简称中文专业）的本科毕业生。1952年11月，我出生于工农家庭，14周岁时只有不足初一的学历（在校读书最后学历）。
1983年10月，32岁时在市三招食堂炊事员工作岗位上，报名参加江苏省自学考试，准考证号码：8300004，成为淮阴市首次举办自学考试的第四个报名者。1988年6月，37岁时，考完自考大专中文专业13门课程，以平均每门71分的好成绩，在市级机关汽车修理厂的会计工作岗位上，取得大专学历文凭，又继续报考自考本科考试，准考证号码：951010026。1995年6月，44岁时，考完自考本科中文专业12门课程，以平均每门66分的成绩，在市级机关行管局的会计工作岗位上，取得本科学历文凭，还获得自考南大的大专学历段经管专业2门单科合格证书。
我利用12年的业余时间，投入大量精力的价值是无法计算的，只投入考试报名费和教材费累计有1000多元钱，扣除单位在我取得自考文凭后发给的奖金，大专学历段500元和本科学历段300元，我参加自考实际支付费用才有几百元钱，在本职工作岗位上，考完自考南师大中文专业的大专、本科两个层次学历段的27门课程考试，每门平均成绩68分，自考本科毕业论文答辩考试成绩为“优”字等级。
特别是在自考本科层次学历段的1988年下半年至1995年上半年期间，我不但坚持考完自考本科的12门课程，同时，还在做好会计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又不脱岗地挤出时间，自学财会知识，分7次考完了不同形式的27门课程的财会专业知识考试，取得了会计职称和国家公务员身份，加上自考本科12门课程和2门经管课程，我在自考本科期间，合计6年时间内考完41门课程。如果再如上自考大专学历段考完的13门课程，那么我在参加自学考试的12年时间内，总计考完中文专业和财会专业的两个专业54门（自考中文27门和财会知识27门）大专以上课程，包含古汉语、古文选、高等数学、财会英语等高难度的课程。还在省、市刊物上发表文章62篇，其中4000字以上的文章就有6篇，成为热心调研自考工作、扶贫工作的“专业户”。我以惊人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追求着知识，在工作岗位上圆了“大学梦”。
靠自学改变了人生际遇
我曾有在三区一县的10个（其中6个是乡村基层）单位工作的经历，变换过22个工作岗位。每个工作岗位的业务知识都需要进行在职自学，我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新的专业，努力成为业务骨干。拥有8年农民、8年工人、8年聘干、8年科办员、8年正科级主任科员、2年正科职务处长的工作经历，其中，前18年干重体力劳动工作，后来都做脑力劳动（含坚持在农村扶贫5年的工作经历）工作。
我是在14周岁那年，遇上了1966年5月开始的“文革停课闹革命”，没有读完初中一年级就失学了。因父亲生病，我和二姐两人替父顶班拉平板车，当过一年多时间的搬运工人，挣钱养家糊口。1968年12月，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上山下乡干革命的号召，拿了68届假学历的初中毕业证书和下放证书，就下乡插队到涟水县胡集公社胡别大队，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农民，4年后户口迁移到淮阴县城南公社轮窑大队，继续当插队知青农民。在农村，多次当扒河治水民工，在砖瓦厂当过一年多时间的装窑农民工，还为生产队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在货运码头上做过苦力装卸工和拉平板车的农民运输工。
1975年12月至1984年6月，我在清江市委招待所（地市合并后更名为市三招）做炊事员工人。1983年10月，32岁时报名参加江苏省自学考试。1984年9月，我的4门自考成绩都在70分以上，由于成绩优秀，上级主管部门调我到市级机关汽车修理厂做会计工作。
1988年6月，我自考大专毕业后，又经过一系列考试，先后取得会计员、助理会计师职称，还获得了全市会计知识大赛奖。市人事局在1989年11月，批准我为聘用干部。1990年10月，因我在1988年12月，参加全市13个县区会计知识大赛时获奖，市级机关行政处（后更名为行管局）又调我任处财务科会计。1992年夏季，参加省、市人事部门主考的大专学历层次的财会管理专业的“国家公务员录干考试”，考试合格后，成为国家公务员。1993年春季，通过考试取得会计岗位的上岗资格证书，秋季取得会计师职称资格的财会英语合格证书。
1993年初，市委、市政协知道我勤奋好学、认真工作，善于思考问题，常在省、市刊物上发表文章，具有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于是政治上安排我为市政协三届委员（党外）。我的参政议政文章和委员提案都受到市政协表彰。1995年9月，取得自考本科毕业文凭后，经市政协领导推荐，调到市委统战部办公室做秘书工作，后任科员、工商经济处副主任科员、经济处主任科员、干部处主任科员（其中：同时主持过民族宗教处工作四年、主持干部处工作一年半时间）。2007年初，任中共淮安市委统战部经济处处长。近几年还是市政协五届、六届委员（党内）（1999年10月入党），被市软建办聘请为淮安市软环境暨行风建设监督员。
1999年10月，市政府授予我淮阴市“劳动模范”光荣称号。2001年2月，市委、市政府授予我“九五”期间“扶贫促小康工作标兵”（享受市级劳模待遇）光荣称号。2001年3月，我取得市级机关层次上的“参评省劳模”候选人资格。2003年11月，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授予我“江苏十佳自考生”称号。2004年12月，市委宣传部、市级机关工委表彰我为“创建学习型组织先进个人”。2006年10月，市政府授予我“淮安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光荣称号。
我在市级机关工作期间，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提高机关干部素质的考试，包括在2001年的市级机关科级干部的竞争上岗考试和2002年县处级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考试，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市级机关干部在职自学评比中，我多次被评为“优秀”等级，并受到单位奖励，成为一名学习型的党政机关干部。
攻城不怕坚苦战能过关
我在1983年11月，首次参加两门课程的自学考试，就取得了哲学75分、中共党史71分的好成绩。1984年上半年，取得逻辑学85分、现代汉语73分的好成绩。1984年下半年，取得文学概论72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60分的好成绩。
我一路逢关斩将，勇往直前，奋战在自考形式的战场上，以“坚持、挺住、苦读、研考”的“八字”自学精神，坚信能坚持到最后，就能取得自考成果。政治信念就是学习周恩来精神，为振兴中华而学习。动力是弥补因“文革”原因造成我在年轻时期没有机会读书而造成的遗憾，一定要圆上大学的梦。还有就是在年轻时干苦力活期间，磨炼出的能够艰苦奋斗的坚强毅力。正是这些信念、动力、毅力，支撑着我度过完成自学考试学业的整个过程。
我在长期坚持参加自学考试的过程中，脑海里经常浮现出我在农村生产队当知青农民的八年间，靠辛勤劳动挣工分养活自己所经历的艰苦劳动生活的情景；浮现出我为了多挣工分和争取贫下中农、农村干部，以便使我有招工回城当工人的机遇，而常年坚持不畏惧艰难困苦，拼命干农活的情景；浮现出那些在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下，经常以玉米面、山芋为主食，吃没有油盐、没有菜的粗杂粮稀饭，有时还吃不饱肚子，只好咬紧牙关，勒紧裤带，还要长期坚持在农村干革命的情景；浮现出我肩上压着沉重的粪桶担子，下田施肥的劳动情景；浮现出我在寒冬腊月，为生产队积肥，赤着脚站在冰寒刺骨的河塘中，使劲地挖起淤泥，拼命地向岸上摔的情景；浮现出当扒河治水民工时，顶着寒风推着沉重的独木轮泥车，发狠使劲地从河底把沉重的泥车推上河滩的情景；浮现出生产队为了增加集体经济收入，连续多天安排我在大运河码头上做农民装卸工的情景；浮现出我冒着酷暑天气汗流浃背地肩扛200斤米包，歪着头，咬着牙，睁大了两只眼睛，紧张地望着脚下的跳板，一手叉住腰，一手拿着计数的竹签，同时还要用三个手指抓住米包角，挺住腰板，两腿撑着劲，一步步地从大运河上铁驳大船里的深舱中起步，走过多级跳板后，向上扛了200多米远，才扛到大运河的河滩上，把米包扔上粮食转运站高高的货堆顶的艰辛情景；浮现出烈日当头，我在拉着重货物平板车时那种弯腰蹶腚、蹬腿使劲爬桥坡的情景。
这些我亲身经历的艰苦劳动的场面，每当浮现在我的眼前就使我更加坚定了克服困难的决心，用我在干苦力活过程中磨炼而形成的不怕苦、不怕累的“苦干”精神和“拼命”精神，来激励我奋发向上，追求知识、追求美好生活，圆我“大学梦”的坚定意志。
我常以革命老前辈叶剑英元帅的“攻城不怕坚，苦战能过关”和刘伯承元帅的“两军相逢勇者胜”的名言，作为我战胜自考过程中困难的座右铭，以此振奋我的斗志，坚定了我敢于拼搏、奋力进取、一定要完成自考本科学业的决心。克服了边工作边学习的困难，克服了住房条件差、学习环境差、家庭上有老下有小等生活中的困难，克服了社会上负面议论的心理障碍，探索出一个个走捷径的学习方法，熬过了一个个挑灯夜战的不眠之夜，下了苦工夫，才拿到了一门门自考好成绩。1995年5月，自考中文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答辩结束后，获得南师大何永康教授评定的“优”字等级成绩后，因力支持我自学的妻子患严重的肾脏疾病，需要我护理，我的自考生涯才告结束。
我还在参加自考中文专业大专、本科学历段和自学财会业务知识的同时，年年都能较好地完成繁重的会计工作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有的年度公务员实绩考核，评为“优秀”等级，当选为先进工作者。
我挤出时间，运用以往学到的中文专业知识，学以致用，勤写文章，发表文章，搞好市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活动，寻找调研题材来练习写文章，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写好毕业答辩论文。1991年5月至1995年6月，我在省市的18个刊物上发表文章62篇，其中，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5篇。62篇文章类别为：论文23篇、政协委员提案12篇、政协全委会《简报》10篇、其他文章16篇，其中4000字以上的文章有6篇。
1995年5月，南师大何永康教授（后任南师大文学院院长）在我面前，宣布了我的自考中文本科毕业论文答辩成绩为“优”字等级，还夸奖我不简单，从低起点的文化学历，通过自学，获得高层次大专、本科两个层次的学历文凭，使我真正感受到参加自学考试获得成功的喜悦。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志者事竟成。
为自学考试鼓与呼
我在自考本科学历段时期，为了报答市自学考试事业对我的恩情，更好地发展市自考事业，让自考同路人获得更多的政府优惠助学政策，圆他们的求学梦，我运用市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搞调研、写提案的政治条件，积极为市自学考试事业和广大自学考生利益鼓与呼。我的第一份提案、第一份调研报告的题材都是自学考试内容。
1993年春夏季节，我自发地对淮阴市自学考试工作的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参考省内外市的自考资料，结合我市自考实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提出搞好自学考试工作的建议办法。我以市政协委员名义，撰写了《关于制定鼓励公民自学成才政策的建议》，共计11页7000多字，还自费刊印多份，找关系寄发到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四套班子的各位领导人和有关单位主要领导人手中，反映社情民意，为市自考事业呐喊。
我还在省、市刊物上，发表了调研自学考试工作的系列文章10多篇，提交市政协委员提案2篇。其中有一篇自考调研文章，成为市政协三届二次全委会的大会交流发言材料。我为促进淮阴市出台自考优惠政策倾注了满腔热情，感动了市领导人，得到了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教育局、市自考办领导人的重视和支持，我在其中起到了呐喊促进、联系协调的作用。
1993年7月22日，当时在淮阴市政府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姜映梅还在我发表在《调研通讯》上的《建议进一步重视自学考试工作》一文的上方批示：“请市教育局吴局长阅，并转市招考办公室主任阅处。有关建议可研究。”1994年11月，淮阴市政府对市自考办拿出的关于加强自学考试的四条具体意见，及时以“淮政发〔1994〕272号文件”下发。
淮阴市政协把我的《再次建议政府拿出新的鼓励淮阴市公民自学成才的办法》的32014号提案内容及办理情况，列入1994年《淮阴市年鉴》的政协篇中，占总文字的四分之一篇幅。市政协还在1998年1月，把我的有关自考32014号提案和发展经济的31001号提案，评为“政协淮阴市三届委员优秀提案”，两份提案内容，收录在《政协淮阴市三届委员优秀提案》文集中。
江苏省的《自学考试》刊物编辑部，很重视淮阴市政府对我的提案答复情况，并撰写了有关新闻文章，刊登在1995年的《江苏省自学考试》刊物的第1、2期上，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淮阴市政府重视自学提案——将有重要政策出台》，作为头版头条新闻报道。北京等地的自学考试刊物，也曾转载过淮阴市政府出台的鼓励公民自学成才、培养本地人才明智举措的文章，在省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
淮阴市政府在1994年11月出台自考优惠政策后，城乡掀起了自学热潮。短短一年时间，全市的自考生人数迅速上升，从1.4万多人猛增到3万多人。农村高考落榜生纷纷来到城里，寻找助学资源，社会助学也相应得到发展，自考事业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为本地培养出大批“永久牌”、飞不走的实用人才，在当时开拓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自学考试工作良性发展的路子，事实证明自学考试事业有着无限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
我还在纪念江苏省开展自学考试工作20周年之际，2003年11月26日，到南京市参加“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20周年纪念暨表彰大会”，《新华日报》在当日“与时俱进在江苏”的栏目中，以较大篇幅介绍了我参加自学考试事迹，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全国考办主任赵亮宏在主席台上和我握了手，并亲手授予我“江苏十佳自考生”荣誉证书。我还受到省教育厅领导和国家自考办领导的亲切接见，接受过多家新闻媒体记者的专题采访，使我感到十分荣幸。
从内心感谢国家改革开放的自学考试政策，为我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圆了“大学梦”，把我从工农出身的干重体力劳动的普通工人，送到了市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岗位上，有机会展示个人才华，留下参加自考12年的人生光彩篇章，验证了知识能改变命运，学习能创造未来的道理，以我自身的12年参加自考经历，深深地感受到国家自学考试政策的优越性。
自学考试是一项提高全民素质、对建设学习型社会起着重要作用的光荣而伟大的事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希望自学考试的教育形式与人类的高等教育事业进步永存。
（作者曾任江苏省淮安市政协委员）
让中国百姓吃上鲜美的对虾
王克行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我读大学期间，从资料中得知日本人已进行对虾养殖，当时我国虾蟹类养殖尚属空白，我就想，日本人能养对虾，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养？从那时起，我便立志从事对虾养殖研究，理想就是要让中国百姓吃上人工养殖的对虾。20世纪60年代初我毕业留在山东海洋学院，担任海洋无脊椎动物养殖教学工作，即向领导提出了发展养虾业的设想与前景，得到领导的支持。但是这项研究的真正实践与推广，还是从我国改革开放开始。
成功研发育苗养殖技术
青岛是海洋科研的前沿阵地，我国的对虾养殖发端于青岛，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推广到全国。
1979年，我们与黄海水产研究所等单位共同承担了国家攻关课题——对虾工厂化育苗技术的研究，于1980年取得了重大突破，远远超过了日本的生产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985年，我们共同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8年，获北京国际发明博览会金奖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金奖。
1987年受广东省水产厅的邀请，我带着一个研究生到海南文昌县（当时海南尚属于广东省）进行斑节对虾苗种生产试验。当时，海南受中国台湾养殖技术影响，一直采用虾池遮光育苗法。通过试验我发现，斑节对虾幼体并不怕光。于是我打破了传统的育苗池遮光的育苗办法，并采取室外大面积培养综合饵料的方法，与当地技术员一起日夜不分地在育苗池边观察、记录。经过45天的工作，培育出斑节对虾虾苗360万尾，相当于海南岛全部试验点9年产量的总和。
后来得知，当时海南请了三组人在不同点搞斑节对虾的苗种试验。一组是日本东京水产大学的，一组是中国台湾搞水产养殖的，还有一组就是我们，青岛海洋大学的。得知我们只用45天就培育出斑节对虾虾苗360万尾，日本人惊得直摇头，难以置信。因为他们在海南搞了两年育苗都失败了。我当时一边工作，一边讲课，培训地方技术力量，1988年就将这一成果在海南迅速推开，当地报纸报道称，海南终于突破了斑节对虾育苗的难关。海南之行我没要任何报酬，只是带着珍贵的实验资料回到了学校。临行前，省厅和县上的领导为我送行，感谢的话说了一箩筐，还送了我一副字联，上书“克己奉公，行为楷模”。这8个字我不敢当，不过这些年来我一直用来要求自己、勉励自己。
奋力推广养殖技术
青岛及山东东部养虾业发展起来了，而西部黄河三角洲的养虾业却发展缓慢。为了推动该区域对虾养殖的发展，1986年我开始将工作重点向西部转移，帮助胜利油田、垦利县等地筹划养虾业的发展并培训技术力量。
1988—1990年，我到东营市垦利县挂职，任科技副县长，与地方领导密切配合，运筹养虾业的发展规划，指挥生产。我把办公室设在生产第一线，春天蹲在育苗场指挥苗种生产，夏天蹲在养成场指挥养虾生产，不分昼夜，哪里有问题就去哪里。虾农们都愿意和我聊天，把我当成知心朋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垦利县养虾成为东营市对虾养殖的一个亮点。当时东营到处盛传，说垦利县有个副县长是个养虾大王。附近几个县区政府也邀我当顾问，我抽空便四处跑，帮助他们培训养虾技术人才，解决养虾中遇到的技术问题，从而掀起了整个黄河三角洲地区对虾养殖业的热潮。
在垦利，我还带着研究生与当地技术人员，根据当地的需求和地方特点，进行了利用地下咸水的热量进行亲虾越冬培育，并取得了成功。这一方法节省了燃料，减低了亲虾越冬成本。我听说当地野生的田菁籽中含有丰富蛋白质，便提出了以此作为对虾饲料原料的试验项目。通过试验发现田菁籽经过去毒处理后，可以取代部分大豆蛋白，并应用于生产中。这一成果获得了东营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奖虽不高却带动了该县水产科学研究的积极性，传授了科研的基本方法，促进了当地水产科研的发展。
从20世纪70年代末在沿海大面积开展人工养殖以来，中国对虾养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从1984年起，青岛开始实行对虾放流增殖，沿海出现养虾热，至1987年，青岛郊区42处对虾养殖池面积达10.74亩，达到了对虾养殖业的顶峰时期，并掀起了以中国对虾为代表的我国第二次海水养殖浪潮。1992年全国养殖面积发展到13.867万公顷，对虾产量达20.7万吨，平均单产99.5千克，成为世界第一养虾大国，并为沿海许多地方的经济繁荣、人民致富开辟了新路子。中国连续十几年创造了对虾总产量、总出口量、育苗量的三个世界第一。
我国成为世界养虾大国
日本对虾又叫花虾、竹节虾、花尾虾、斑节虾、车虾。我国北方本来没有自然分布的日本对虾，面对黄渤海中国对虾资源日渐减少的情况，我于1992年首次提出在黄海放流增殖日本对虾的可行性分析，并争取了课题，与山东省海洋捕捞增殖站等多个单位合作，于1995年首次在黄海的乳山市沿海进行了日本对虾放流增殖试验，主要是探索日本对虾在黄海中部的生长、栖息、索饵、洄游、繁殖规律以及定居情况。
我们培育亲虾和繁育虾苗，两年共放流日本对虾虾苗1000余万尾，放流后进行跟踪回捕调查，确定了放流日本对虾的移动范围及越冬场所，并于放流第二年在文登、乳山、海阳沿海捕到了成熟交配后的母虾，证明了日本对虾可以在黄海越冬和繁殖的推断。此后每年在黄海中、南部均可捕到少批量的日本对虾，取得放流增殖的成功。这一成果受到辽宁、河北及山东省水产部门的重视，在这几个省的日本对虾放流中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如辽西海域日本对虾生产性放流的投入产出比为1∶5.4。为此，该成果获得了山东省1997年科技进步三等奖。
正当我国成为世界养虾大国之际，1992年在福建省爆发了一场死亡率极高的对虾白斑病毒病，该病在两年内传遍了全国沿海，使我国新生的养虾业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养殖对虾产量急剧下降。看到虾农因病害严重又无法控制而造成的破产，我感到十分内疚和痛心。我带领助手和研究生深入到东营市养虾场进行防病技术研究，为减少养虾业排污对近海的污染，防止虾病传播，进行了封闭内净养虾技术试验。经过两年的努力，初步探讨了对虾白斑病爆发与环境的关系及该病的传播途径，制定了封闭内净养虾技术，经试验具有较好的防病作用。
而后我又与垦利县水产局一起试验成功在重盐碱地区利用地下渗水养虾技术。根据盐碱地地下水的化学分析，得知地下水含钾量过低是造成虾苗死亡的原因，通过添加钾盐解决了死虾问题。针对盐碱地地下水含盐量大的特点，并根据对虾生长的需求，加入淡水调节到最佳盐度。这样不仅较好地解决了防病问题，也为重盐碱地的开发利用找到了一条有效利用的新途径。因盐碱地开发难度大，常规农业开发难以奏效。而渗水养虾独辟蹊径，开拓了盐碱地开发利用的新领域。20世纪90年代，滨州、东营地区地下渗水养虾规模已达数万亩，成为山东省人工养殖对虾的主要产区，经济效益巨大，为此获得了东营市2001年技术进步特等奖。
打破全国养虾纪录
2001年，我已是古稀之年。10月份办完退休手续，我没有坐在家里安享晚年，而是与青岛市宝荣水产养殖公司首次在北方进行南美白对虾的工厂化养殖试验。所谓工厂化养虾就是利用工业手段，控制池内生态环境，为对虾创造一个最佳的生存和生长条件，在高密度集约化的放养情况下，投放优质饲料，促进对虾的顺利生长，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和质量，争取较高的经济效益。我设计了养虾池并与助手蹲在虾池边根据池水变化采取相应措施，最终取得了可喜的试验成果，打破了全国养虾纪录，亩产达2.5吨。这一成果已在青岛地区推广应用，取得了较好效果，获得了青岛市科技成果二等奖。
每年我还多次深入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沿海乡镇为虾农讲课，技术咨询、现场示范，传授推广对虾健康养殖技术。只要虾农遇到问题，不论严寒酷暑，我尽量去帮助解决，而且不收报酬。我还总结了一生的养虾经验和研究成果，撰写了专著《虾类健康养殖原理与技术》（科学出版社出版），编写了《对虾养殖》《实用对虾养殖技术》《虾蟹类增养殖学》等教材。《虾蟹类增养殖学》自1997年出版后，至今仍被国内水产院校作为教材使用。
中国对虾养殖业要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要重产量更要注重绿色与安全。2004年1月，农业科技跨越计划项目——对虾工厂化养殖与质量安全控制技术在青岛实施，我被聘为项目顾问，和黄海所课题组共同探索对虾养殖绿色安全之路。我参与了课题开发报告的研讨、工作计划的制订等，并下基层到各养殖示范点查看，了解研究项目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遗憾的是因年事已高，不能蹲守养殖第一线，只能“顾”一下，“问”一下，出谋划策。当看到课题组把对虾工厂化养殖设施配套和水质控制等核心技术与非特异性免疫增强和营养强化、质量控制技术、病毒病快速诊断及综合防治等配套技术进行组装集成，形成了“对虾养殖与质量控制技术体系”时，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现在对虾养殖已是我国海水养殖业中最具代表性的支柱产业，超过全世界养殖对虾产量的一半。我实现了年轻时的远大理想，看到对虾已成为平民百姓餐桌上的美味佳肴，看到虾农们因养殖对虾而过上了好日子，我觉得我这一生是有意义的，付出是值得的，也由衷感谢对外开放的好政策。
（作者时任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丽君/整理）
攀登科学高峰的小木匠
郑伟安
艰难的自学之路
1968年，我从上海市长乐中学毕业，名义上是初中毕业，但因为1966年我初一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实际上只学了一点点语文和数学，初中的主要课程，比如平面几何、物理、化学等都没有学过。
毕业之后，因为我患有支气管哮喘，申请上山下乡没有被批准，班主任通知我安心在家等待分配。那时候觉得这样浪费时间可惜，又因为那时提倡学马列，于是我就开始自学哲学，从《矛盾论》《实践论》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开始，一直到读了不少马列的原著。
过了一段时间，我遇到一个同学，他说他正在自学数学，高中数学已经学得差不多了。于是我也到旧书店买了高中教材开始自学，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把初中、高中数理化全学完了。一开始，我花了三个月就把平面几何学完了，之后想检验一下自己的学习成果，于是找了“文革”前的数学竞赛题，结果发现还是做不来。后来我在卢湾区图书馆借到了华罗庚先生写的《给青年数学家们》，这也是介绍自己怎么自学的书。我发现华罗庚也和我有一样自学的经历，在书中提到他自学起先贪快，学习效果不好，结果不得不从头开始学。于是我也从头开始学，这一次我改变了学习方法，每一个定理不是看懂它的证明过程就算了，而是合上书，自己重新再证一遍，过两周再回过来，看能不能再证一遍，这样就比较踏实。于是花了约一年时间，把初中、高中的课程，包括英语都学完了。
1971年左右，我觉得可以自学大学课程了。那时候社会上学无线电很热，最初我给自己的定位是自学无线电，于是自学了微积分、普通物理、理论力学以及无线电专业的一些课程，差不多大学工科前三年的课程都自学完了。1973年暑假后，我被分配在街道五金修理工场，干了半年，1974年又转到街道房屋修建队担任木工。那时候我想继续自学无线电，但是一个月的收入只有18元人民币，学无线电要设备，购买实验设备的经济压力对我来说就比较大，所以决定转学数学，觉得学习数学这方面的压力可能会比较小。于是我把自己组装的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卖掉，换来10元钱，买了大学数学书，开始自学数学。
那个时候，也没有大学系统的自学教材，我最初买的一批数学书中有几本来自复旦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编写的一套教材，书后附录了大学数学系课程总目，这样我才知道了大学数学系要学习哪些科目，然后就据此寻找同名的数学教材。
那时候我为找书花了很大精力，只能经常跑旧书店，也不管是不是一个丛书系列中的，就是按照科目名称，发现一本买一本。现在我还记得，比如说我自学《实变函数》用的是吉林大学的教材，而《概率统计》就用了同济大学的版本。实在买不到的书，就去图书馆和阅览室看，我的《高等代数》与《拓扑学》课程，就是分别在卢湾区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学完的。
被华东师大破格录取为硕士研究生
1976年初，我的一个堂兄看到了我的论文，他和华东师大数学系的程其襄先生是远亲，所以就为我引见了程先生，于是我就把我的论文给了程先生，请他指教。1977年，在我一次去拜访程先生的时候，当时师大数学系教育革命组副组长郑启明老师也来看望程先生，我还记得他当时的样子，瘦瘦的，高个子，他翻看了一下我的论文，据他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正好看到我论文后列出的参考文献，看到我引用了五种语言的专业文献，因此对我的论文很感兴趣。他问我是否愿意把论文拿到师大数学系再去给其他老师看看。我当然很高兴，程先生也表示支持。后来我听说，郑启明老师把我的论文给了师大数学系的老师，还寄到北京征求了中科院数学所专攻概率学的严加安的意见，最后得出结论是我的论文证明正确，其中有一些结果甚至是新的。
据我后来了解到的情况，华东师大最初考虑让我这个初中毕业生跳级读大学一年级，但是后来发现我已经掌握了大学数学系专业课程。那时候，复旦大学苏步青先生在与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谈话的时候，提到有不少被“文革”耽误了学业的年轻人通过自学成才，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认同。苏步青先生获得特批，可以于1977年在复旦大学数学系组织考试招收研究生。因此，华东师大也有了准备破格将我招为研究生的打算。
一天，我正在屋顶干活铺油毛毡的时候，有人在下面叫我，说有大学的人来找我。我赶到房修队队部，华东师大数学系的两位老师告诉我，华东师范大学决定对我组织专门考试。两周后，我就在华东师范大学数学馆的一个小教室里参加了一场只有我一个人参加的考试。考试之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的老师告诉我，他们对于我的业务能力非常满意。他们把我的成绩上报到高教局，要求高教局批准录取我为华东师大研究生。
但是，当时还是1977年，学校工宣队到街道居委会调查我的政治情况，虽然我那时候已经在1975年加入了共青团，但据说因为我的家庭出身问题，录取就被搁置了下来。直到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情况被当时卢湾区委的一位负责同志了解了。那时，区委正在调查区内社会青年的能力，这位领导同志了解到我能够用五种外语阅读数学专业文献，并完成了数学专业论文，还通过了华东师大组织的考试之后，在全区干部会议上点名表扬了我的自学，这样我才通过了“政审”这一关。
虽然华东师范大学1977年冬季已经将我的详细材料上报，1978年2月又正式提交了报告，但有关部门认为对我的提前录取不符合规章制度，坚持要求我在1978年暑假后再重新参加统一考试。但是可能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党委书记陈准堤最后还是决定对我实施破格录取，让我在1978年春节后就进校报到，8月开始学习。而我的研究生资格最后是在1979年10月才得到有关部门批复事后确认的，总算同意把我列入1978年研究生培养名单，我才算不是“黑户口”。在这之前，我领到的学生证上只有我的名字，学籍栏一栏空白，而按照当时规定作为研究生的工资也只能从教工生活补助费中垫支，连拿的借书证都是受到限制的“临时借书证”。
立志去攀科学的高峰
也就在那段时间里，我作为青年自学者的代表，被选为上海市科学大会代表。1978年2月，上海市科学大会召开，会前我得到通知，要我准备做大会发言。我当时高度紧张，因为我那时还不到26岁。
在这次大会发言的都是学部委员一级的老科学家或者高级领导干部，只有我一个小年轻，要对着两万人讲话，几乎吓坏了，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经历。进会场时，之前采访过我的新华社的记者陈毛弟同志走过来对我说：“你这次不是代表你自己，你要想想，你代表的是很多像你这样，拼命想学习但是没有学习机会的人，你不是一个人发言，不要只想到就是你自己，你是代表了你们这一批人发言。”听了他的话，我才一下镇定下来，最后，我以《发扬攻关精神努力攀登数学研究高峰》为题，做了大约五分钟的发言。发言中，我说到我这样一个“小木匠”，却想攀登科学高峰。于是“小木匠”成了要跟我一辈子的“绰号”，不少媒体乃至师长、朋友见了我都称我为“小木匠”。
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之后，由魏宗舒和茆诗松两位先生担任我的导师，当时《测度论》《矩阵代数》等几门研究生必修基础课我自学的时候都已经学过了，就向导师反映不必再重新学习了，于是茆老师同意让我准备一个星期然后提前参加有关课程的考试，我的基础课就这样通过考试得以免修，让我腾出时间学习其他课程和从事科研。魏先生和茆先生的研究领域都是偏重数理统计，但是我的兴趣和特长是在概率论理论研究，虽然当时按照规定改变专业研究方向都需要经上级部门审批，但是在导师支持下，数学系同意我改变研究方向，而且破格让我作为华东师大代表参加全国数学年会和莫干山概率论暑期讨论班，让我在与同行的交流、学习中开阔视野。
1979年，我在莫干山参加中科院数学所举办的概率论暑期讨论班。当时侯振挺先生提出，苏联里普采尔、雅里雅耶夫的《随机过程统计》中有两个定理没有给出证明，中科院的严加安就对我说：“小郑，你冲劲很足的，这个题目给你，你去证证看。”我那时候也是毛毛糙糙的，先是找了个反例，随后给了个证明，结果和复旦大学的汪嘉冈老师交流的时候被他很快看出漏洞，第三次我又找了个反例，终于成立了，从而把两个定理都推翻了。后来我据此完成了《关于随机变量的条件期望序列的收敛性的注记》，我提出的这个反例被侯振挺先生推荐到了国际概率论研究的顶级杂志《概率论及其临近领域纪事》上，因为这两个定理很多书都在作为理论基础引用，所以我对这两个定理的推翻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除了这篇论文之外，我在校两年还完成了三篇论文，都在SCI所收录学术期刊上获得发表，加上专业课程我都已经通过，1980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了我的毕业论文《关于鞅论的一些研究》答辩会，同意我提前毕业，这在当时也是破格的举动，上海《文汇报》都做了报道，还为此组织了专题座谈讨论，对教学改革的自主招生、灵活学制等措施进行讨论。应该说，我从来没想过提前毕业。所以在组织上让我提前毕业的时候，我是很惊讶的。我总是用一句话勉励自己：是党的好政策给了我“小木匠”今天的机会。祖国培养了我，我一定要为党的好政策争气。
34岁的我被破格提为教授
1981年底，在学校安排下，我作为华东师大访问学者，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进修。那时候，在与我一起获得出国进修机会的教师中，很多人都不相信自己真能出去。有人还说，怕在出国飞机上被叫下去说还有问题没查清楚。我对自己能出国也是不敢全部相信的，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向世界表明，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好，给像我这样愿意学习的知识青年们进一步学习的机会。当然出国一看，我懂得了，如果再不搞改革开放，中国与国外先进国家的差距就要被拉得更大了。
进修期原定两年，也没有拿学位的任务，我在法国的导师梅耶教授根据我在法国期间的表现，建议我在法国再多留一段时间，他愿意资助我取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根据外事纪律我征求了中国驻法大使馆和学校的意见，大使馆他们非常支持，表示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是法国荣誉很高的最高学位，当时中国人获得这个学位的只有十几个人，如果能够拿到是为国争光的事情。我给学校写信，华东师大也表示支持。于是我延长了半年在法国的进修，最后也没有参加有关的考试，1984年6月直接参加答辩，破格获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从法国回来后，我回到华东师大，为研究生讲授随机力学课程，这是国内首次开设这门课程，将概率理论引入物理。我当时带了两个学生，陈振庆、王嘉平，他们现在也已经40多岁，都已经成为各自领域中的专家了。1985年我前往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担任半年的访问副教授，随后受英国爱丁堡大学邀请担任researchas sistant。当时我在英国的合作伙伴莱恩斯教授与我年纪相若，是当时全英国最年轻的教授。不过他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正在街道房修队学木匠，而我被录取为研究生的时候，他已经在纽约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政策，要我和莱恩斯获得合作伙伴资格是不敢想象的。我在英国原计划工作三年，考虑到华东师大的教学任务，我和爱丁堡大学沟通后，改为我在1985—1986年、1987—1988年两个学年赴英国，中间有一年回到华东师大工作。
就在这段时间里，华东师范大学根据当时积极鼓励青年学者的政策，在我的工资标准、住房分配等方面都打破年资要求进行了倾斜照顾，以便让我专心于科研。我回国的时候，一下把我的每月工资标准定在84元，比很多比我大十几岁的老师都高。虽然没有正式评定职称，前往德国交流的时候，学校特别同意我以副教授的名义对外。那时候很多中年的老师都没有升教授，而1986年1月，34岁的我被破格提升教授，这在当时（20世纪80年代）可能是我国最年轻的大学教授了。当年7月，我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审组确定为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我对自己能被破格提拔为教授、博导的事，至今还对当时师大各级组织怀有非常感激之情。
（作者曾任华东师范大学长江讲座教授）
深情回望1978
杨国桢
1978年，神州大地发生历史性的大转折：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开启全面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这一年，是现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带来全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科学文化的全面繁荣、人民生活的极大改善。这一年，也是我个人生活和命运的转折点，借改革开放的东风起航，我成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受惠者。
学术积累的喷发之年
1977年，邓小平同志恢复领导职务后，拨乱反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学术文化界开始重现新机。国庆节前后，我收到人民出版社的来信，告知该社恢复出版学术著作，拙稿《林则徐传》被列入出版计划，约我及早安排时间修改交稿。大概是在1975年，时任人民出版社政治部主任的范用同志来厦大，得知我在“文革”前穷搜史料和苦心思索，写了一本30万字的《林则徐传》书稿，几经劫难还完整地保存下来，他很感动，回京后提议列入人民出版社的出版选题。碍于当时“左”的政治标准（林则徐虽是民族英雄，但属于帝王将相、地主阶级，不宜立传），出版社建议我改写成一本字数10万的通俗读物。我感谢他们奖掖后进的苦心，但这一变动有违我原来写作的初衷，没有从命。粉碎“四人帮”后才一年，就迎来了出版学术著作的契机，怎不令我激动万分呢？从这年冬天开始，我在教学工作之余，全心投入，挑灯夜战，争取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1978年，我38岁。说来惭愧，大学毕业当助教17年了，子女尚小，工资十多年不变，生活清苦。为了节省，我用没有格子的白纸来写作。人民出版社知道后，及时地寄来稿纸，并预付1000元的稿费（相当于当时一年半的工资），解了我燃眉之急。“追寻事实，记载历史”的使命感，使我多年潜修的学术积累喷发出来，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把改了又改的旧稿重新修订一遍；又冒着酷暑炎夏，汗流浃背，一字一字地把这部36万多字的书稿抄清。手掌抄肿了，中指结起了老茧，心情却十分舒畅，消瘦的脸上充满了阳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人民出版社审稿完毕，表示满意，提出修改意见。我于次年春后奉命上京，住进人民出版社，修改定稿。当时一位知名的老编辑告诉我，“你是跨过人民出版社学术门坎的第一个年轻人”，鼓励有加，语重心长，令我对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心存感动和感激。
《林则徐传》出版后，受到郑天挺、姚薇元、丁名楠、戴逸等前辈名家的激赏和读者的欢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均有评介。王震将军在休养期间读了这本书，于1981年11月28日在鼓浪屿宾馆召见了我，询问林则徐在新疆的事迹，回京后又在《红旗》1982年第1期上发表《学习中国近代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到了这本书。1984年，他陪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厦门经济特区，我有幸出现在欢迎的行列。这一切，都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坚定了我攀登学术高峰的信心和勇气。20世纪80年代，我以这本书为起点，陆续出版了《陈嘉庚传》（合著，获全国爱国主义通俗历史读物优秀奖）、《林则徐书简》《西海纪游草》（点校）、《陈嘉庚》《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获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林则徐论考》等书，走进了学术的殿堂。1996年以来，为维护中国海洋发展的主权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发展利益，我又与时俱进，主编出版了《海洋与中国丛书》（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共20册。
几十年来，我把所做的一切，看作是对1978年的感恩。个人的成长和国家的走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1978年的恩惠，哪有后来的学术之树常青呢？
改革开放的受惠之年
1978年，我和广大高校中青年教师一样，被评定为讲师，改善了生活和住房条件。讲师只是中级职称，如果不是多年折腾，早该解决了。用现在的话说，这是“迟到的公正”。但在当年，这是落实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政策，贯彻邓小平“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举措，使我们都有获得解放，“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
这一年，教育部批准成立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我调入该所工作，参与筹办全国第一家经济史专业杂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1月，厦门大学中国古代史和专门史（经济史）两个专业，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全国第一批博士点。我走入厦门大学历史学科发展的快车道，努力拼搏，趁势而上，打破论资排辈，脱颖而出。1985年，我从讲师破格晋升教授。1986年7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我成为当时全国文科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从此，我牢记前辈与师长的嘱咐，担起承前启后的重托，走上为国家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岗位。20年间，我指导培养的博士，大多在高校或科研院所工作，成为独当一面的学术骨干，14人晋升教授、研究员，其中11人担任博士生导师。我还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多次参与审核全国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点与重点学科、复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审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和重大科研课题，亲历和见证了中国学位制度及高校科研体制改革和完善的进程。
对外开放开启了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大门，我是学术边缘地区先得风气者。1979年5月，我得到第一次和外国学者接触的机会，在北京国际俱乐部出席美国明史学家访华团的交流报告会。1985—1986年，我首次走出国门，应邀到日本京都大学三个月、美国斯坦福大学一年访问研究，顺访加拿大、墨西哥，感受国际学术潮流，进修提高自己。1988年，我作为中方主持人，与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台湾“中研院”民族所合作开展闽台社会文化的比较研究。1992年6月，我率中国大陆第一个人文社会科学专家访问团，到台湾学术交流。以后我又到英国牛津大学研究，顺访荷兰、比利时、新加坡；先后受聘台湾中央大学、政治大学客座教授，多次往返海峡两岸。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视野更加广阔，认识了不同文化观念的接触、理解与融合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深远意义。
我的成长和进步，与改革开放同行，得到党和政府的肯定。1987年，福建省人民政府表彰我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福建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评为福建省首批优秀专家；1994年，经人事部审批为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没有1978年改革开放奠定事业和生活的新起点，这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回报国家的起运之年
1978年，邓小平同志出任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修改政协章程，为新时期社会各界参政议政、报效国家和社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一年，我担任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学术秘书，1984年出任副所长，1987年升任所长并当选厦门市思明区人大代表。1988年，我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我步入人民大会堂，感受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氛围，以及与委员们议论国家大事，激扬文字、仗义执言的风范，还被推举为大会选举的监票员，接受了有序参与政治的洗礼。二次会议期间，我追随老委员提出“必须加强保护在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的提案，被评为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
从此，我连续担任了4届共20年的全国政协委员，秉持“提出关乎国家利益的议题，需要智慧。在人们尚未关注之时发现并提出议题，需要勇气。超前的思考不能立即进入国家的议事日程，需要耐心。孜孜以求，不轻言放弃，留下记录，就是胜利”的参政议政理念，不论进退，昂首前行。每年全程出席大会，撰写提案和大会发言材料，参加视察活动，还先后参加了对福建、广东、海南水利建设，内蒙古、四川、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山西老工业基地改造，山东海洋经济，海南生态文明村，浙江、湖南、新疆文化建设的考察调研，建言献策。我参加最后一次全国政协会议时提出的“尽快整合海洋管理资源，统一海洋执法机制”的提案，被评为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
有机会参与人民政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社会经历。在这过程中，我有过“说了也白说”的无奈，也分享了几经波折，终于得到重视的喜悦。20年结缘北京，在全国政协的大家庭里过生日，成了我永恒的美好记忆。追本溯源，没有1978年人民政协恢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不断完善和发展，也就没有我的政治生命。告别政协之际，我收获了信任和快乐，参与的两项提案：停建厦门PX项目，建立海沧保税港，都得到实现。
1978年是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写了我的人生。感谢邓小平，感谢改革开放，是我挥之不去的“1978年情结”。
回望1978年，我心潮澎湃，终生难忘。
（作者曾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对外开放圆了我的科研梦
麦康森
1982年7月，我从山东海洋学院（中国海洋大学前身）海水养殖专业本科毕业，并考取了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就在我研究生毕业的前一年，也就是1984年的5月，国家开放了包括青岛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从此，青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驶入了快车道，青岛的海洋科学技术也迎来了新的时期。
从研究鲍鱼入手开辟鱼虾贝类营养学研究新领域
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既给了我学习深造的机会，又给了我爱哪行干哪行的选择条件。20世纪80年代初，青岛已经是中国现代海洋科研的前沿阵地。驻青海洋科研院校在国内首先解决了对虾养殖的人工育苗问题，结束了对虾幼苗靠海洋捕捞的历史，快速地推动了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然而，市场经济初期缺少宏观调控的爆发式产业发展模式，很快就暴露了养殖饲料极缺的瓶颈问题。我的导师李爱杰教授就是在那个“鱼塘如战场”的年代，为填补国家水产饲料生产的空白，以花甲之年“改行”开创了“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的研究领域，并担任了国家水产学会水产动物营养和饲料专业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从那时起，我开始了鱼虾贝类养殖饲料的研究工作。
1990年，我获得国家公派到爱尔兰国立大学动物学（营养与饲料）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后来又在那里攻读博士学位。留学期间，国际上对海洋鱼虾类的研究已相对成熟，但被中国传统美食誉为“八珍之首”的鲍鱼，却是贝类营养研究中十分薄弱的分支。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个冷门虽有难度，却是机遇，于是决定以鲍鱼为主题，在贝类营养研究方面开展研究，十几年来从未间断。
1995年，我博士毕业回国后，继续研究鲍鱼，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连续9年的项目支持。1997年我当选为国际鲍鱼学会理事，获得了国际鲍鱼学会授予的“杰出青年科学家奖”。
2003年10月，由中国海洋大学主办，在青岛成功召开了由世界20多个国家的28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的、规模空前的国际鲍鱼学术研讨会，议题包括鲍鱼的生物学、渔业、养殖等有关方面，有关科学研究成果在实践中成功应用的论文受到特别的欢迎。
将“国产无公害水产饲料研究”作为一生最大的挑战
自从跟海洋结缘后，挑战就像风浪一样从未消失过，即使在海外留学的时候也不例外。20世纪90年代留学期间，一位和我相识的爱尔兰海洋学者在参加一次学术会议的茶歇时对我说：“麦先生，我们在保护海岸，你们却在毁掉海岸，目的都是为了赚钱，但我们赚的钱会比你们更多、更久。”可能说者无心吧，但是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从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为祖国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蓝色产业做出贡献，将“国产无公害水产饲料研究”作为一生最大的挑战。
回国后我选择了青岛海洋大学，因为当时青岛作为沿海城市走在了改革开放的前列，而且也是全国海洋科技的前沿阵地，再加上全国最高的海洋学府青岛海洋大学也在青岛，我的导师、年逾古稀的李爱杰教授，也早就盼着我能回青岛母校接班，并为我搭建了良好的发展平台。
短短几年间，我先后承担或主持了国家海洋863、国家重大基础研究973、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基金、教育部重点科研项目等10余项重大项目中的科研课题。2005年，我入选了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成为中国海洋大学第一个创新团队的学术带头人。同一年，“海水养殖鱼类营养研究”和“无公害饲料开发”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其他10多个项目分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并获“国内实用性配合饲料”等国家发明专利23项。
借助科研成果实际应用所产生的有利影响，在教育部和海大的重点支持下，我们建起国际一流的教育部海水养殖重点实验室，仅仪器设备投入就达2500多万元，水产动物营养研究方面的教师和研究生已达50多人。这样的条件和规模在一些发达国家也是少见的，令不少国外同行惊叹不已。
大量科研成果的取得，并非人们想象的多数来自于实验室的试管，而是我们长期吃住海边、浸身鱼塘、俯首船舷，用渔民式的水中作业和野外试验“熬”出来的。事实上，正是这些解决实际问题的野外成果，先后在青岛对虾养殖示范基地、山东六和集团、广东恒兴集团、福建海新饲料集团、湛江粤海和广东冠华饲料等企业得以成功应用，促进和带动了渔用饲料产业的发展，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和可观的经济与环境效益。
由于我国水产饲料研究起步比发达国家晚了近60年，这种巨大的发展差距也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目前，饲料科研成果尚不存在推广转化的难题，企业天天都在等着要，想拦都拦不住。一个“简单”的科研配方就能产生巨大的产业效益，体现了“科技就是生产力”的真谛。近年来，应用我们科技配方生产的饲料每年都有40多万吨，产值20多亿元。目前，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或附加所创造的产值累计已达上百亿元，实现利税10多亿元。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当有机会选择或主持科研项目时，我总是以扶持和帮助企业提高产值和市场效益为目标，不断实践着科技创造生产力的真谛。现在，我不仅为自己选择的科研事业而自豪，更为自己从事的探索工作而骄傲。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养殖大国，每年水产养殖产量都在3000多万吨，市场价值3000多亿元。小小的鱼塘，蕴藏着丰富的经济资源，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用四两拨千斤的科技，让鱼塘为人类创造更多的蓝色财富。
坚守水产养殖研究
1995年回到母校的当年，我破格晋升为教授，一年后被聘为博士生导师，不到两年就担任了水产学院院长。1998年，我又成为当时青岛海洋大学最年轻的副校长。在担任副校长期间，我主要分管教学和科研工作，力推学校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规模扩大与结构调整，并积极建议将学校研究生与本科生之比从原有的1∶6逐步调整为1∶3。
为增强我国青年学者，尤其是海洋科技领域的青年学者与国外同行平等交流的信心，我在任内比较注重培养学生在国际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的能力，主张博士研究生应该在国际知名学术刊物上多发表文章。这些“过分”的要求，虽然起初并不被人理解，但坚持实施以后，学校每年在国际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数量已有大幅度提高。这不仅增加了我国科技人才的国际知名度，而且也提高了学校的整体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2000年11月，在我的积极推动下，青岛、台湾和湛江海洋大学实现了两岸三校的联合办学，这对两岸加强教育合作、促进科技交流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2001年10月，我已担任副校长三年多，作为全国45岁以下青年学者的代表，我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手中接过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聘书，成为一名得到国家肯定和高额资助的“长江学者”。按照有关规定，我作出了“辞大学副校长、做长江学者”的决定。
2009年，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我觉得这荣誉既属于我个人，也属于中国海洋大学和青岛。是中国海洋大学、中国饲料和渔业行业的大平台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的大好机遇成就了我，正是对外开放给中国的海洋水产养殖事业带来了勃勃生机。
（作者时任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金松/整理）
新时期的文学历史由此启程
——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
艾克拜尔·米吉提
在相当一段时期，对于历史的认识，我有一种模糊的误区。我以为，只有写进二十四史的史实那才叫历史。所以对于身边发生的故事大多有所忽略。其实，发生在每一天的故事，都将成为历史。这是我后来才感悟到的。
我自幼喜欢读书。这得感谢我的父母，他们都是读书人，对我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更要感谢我小学的语文老师，她一再地强调、鼓动、激励我们去读书，尤其是当年的那些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我在三、四年级时就已经读过。
对于我，一个进入小学一年级前不懂一句汉语的哈萨克族少年，这种对非母语文本的阅读经验使我很快进入了汉语世界，并不断获得一种独自享有的阅读惊喜与愉悦。
在“文革”期间，小学尚未毕业，中学已经“停课闹革命”没有招生，只好和一些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同学悄悄交换一些各自手中仅有的文学书籍来阅读。鲁迅的作品，我当时还读不大懂，但是他翻译的小说《表》却让我如痴如醉，忍俊不禁。还有郭沫若的新诗和剧本，茅盾、巴金的小说，均让我着迷。随手换来的峻青的《胶东纪事》、颜一烟的《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也让我幼小的心灵感动不已。还有一批外国名著，在那个革命化的红色年代，也让我对陌生的世界充满了一种隐秘的好奇和揣度。
后来，下乡插队后，我还有这种阅读的冲动和欲望，但是已找不到可以阅读的文学书籍了。记得有一次回到城里那座小小的边城伊宁市，在当时唯一的新华书店里转悠，忽然发现一本散文集，是新出版的。我竟是那样的喜出望外，立即买了下来。这是张岐的散文集《灯岛》，薄薄的一小本，选了一些散文，现在看来写的颇受时代局限，但我还是珍藏到了今天。因为那是我青春岁月的纪念。
也正是由于这样自幼养成的阅读习惯，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文革”万马齐喑时代的结束，大批文艺作品重见光明，我开始阅读大量出版的国内外文学新著，颇受鼓舞，甚至是开始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此时，一些省市自治区的文学刊物相继复刊或创刊，各大报纸也开辟了文学副刊，一些老作家相继复出文坛，中青年作家十分活跃，那些蓬勃而生的文学作品，读来不仅滋润着我的心田，更是撩拨着我的心头，点燃了那里的一团希望之火。于是，1978年我也开始写起小说来。那一年，我正好24岁。第一篇小说《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发表在《新疆文艺》1979年第三期上。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一个春天，我的文坛之旅正是由此开始。30年岁月竟然弹指一挥间过去了，现在想来，一切仍历历在目。
1980年的3月初，我接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通知，说我的处女作获得了1979年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发现我的心很平静。那时候，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是由《人民文学》编辑部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托组织评选的。当我启程前往北京领奖途经乌鲁木齐时，拜访了《新疆文艺》编辑部，在这里得知，我已被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录取。对这个讲习所我是第一次听闻。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编辑部的老师们向我解释道，这是由著名作家丁玲在解放初期创办的，1956年以前办过四期，现在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期，能选中你十分不易，应当好好珍惜。我开始默默地迎接这一切。现在回想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方针，将长期偏离正确轨道的党的指导思想重新转到正确轨道上来，是党和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一个全新时代的序幕已经徐徐开启，我作为众多的时代幸运儿之一，将共享时代的阳光雨露。而我们共同走过的历程，将构成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内涵之一。
3月24日晚，当我飞抵北京住进位于崇文门的向阳一所现在的崇文门饭店时，和我同一个房间的是获奖作品《雕花烟斗》的作者来自天津的大高个作家冯骥才、《记忆》的作者来自安徽合肥的作家张弦、《空谷兰》的作者来自云南昆明的白族作家张长。冯骥才一米九几的个儿，那张单人床不够他伸腿的，那时的木床两头都有床头只不过脚那一头稍低一点而已。他曾经是个篮球队员，所以有着运动员的直率和豪爽的天性，沟通起来很容易，快人快语，无所遮拦，很有见地。他的言谈，令我眼前不时为之一亮。他不仅写小说，也擅长国画和书法艺术，多才多艺。张弦是一位很安静的人，给人以一种信任感。他写出过一系列的好电影，只可惜英年早逝。张长原本是一位诗人，后来写起小说来，但依然遮不住他诗性天赋，小说充满了诗意。
3月25日，发奖大会在京举行。大会由《人民文学》副主编葛洛主持，他宣布了25篇获奖作品篇目。我这才得知，因短篇小说《班主任》
以文学作品奏响改革最初乐章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的作者蒋子龙，他的作品排在获奖小说榜首。陈世旭的小说《小镇上的将军》，也是获奖的重头之作之一。
后来，我们几位又在讲习所聚首学习。陈世旭短期回到江西九江时，据说有位老同志很认真地对他说，听说你写了一篇《镇上的小将》？看来，尽管“四人帮”已经粉碎四年有余，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过一年多了，但是时下人们远没有摆脱潜意识中“文革”留下的这种思维定式。连名词都是“文革”中的“小将”，而不是“文革”前早在20世纪50年代授衔的“将军”。抑或是心存疑虑？显然，解放思想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中国改革开放之路还相当漫长。
文学将要为解放思想、为改革开放进程继续作出独特贡献。获奖作者中还有我曾经插队后在新疆伊宁县吐鲁番芋孜公社机关工作期间就曾接待和相识的王蒙老师，他的作品《悠悠寸草心》获奖。他见到我时十分友好地用维吾尔语来和我交谈。他在新疆16年间，尤其是在伊犁巴彦岱公社二大队期间学会了维吾尔语，而这一因祸得福的优势，已经开始在他的作品创作中显现出来。在当时，读者阅读他的作品，会得到一种畅快淋漓的愉悦，洋溢着一种智慧与释然，而效仿者又无从模仿他的语言风格。
我也是第一次有幸接触茹志鹃老师，还在“文革”期间，在阅读所谓批判“人性论”作品时，读到过她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短篇小说《百合花》，为其作品人物和细节的刻画暗自感佩。此时，她的获奖新作《剪辑错了的故事》，依然显现了她一贯的风格。邓友梅先生的《话说陶然亭》、张洁的《谁生活得更美好》，等等，一大批优秀作品获奖，我为能结识这样一批优秀作家感到欣慰。
1979年的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关心。全国投来25万多张选票，推荐了2000多篇小说，最终由评委会确定25篇小说获奖。评委会由25位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组成：茅盾先生为评委会主任，冰心、巴金、张光年、张天翼、艾芜、草明、沙汀、王蒙、袁鹰、刘白羽、贺敬之、李季、欧阳山、曹靖华、孙犁、严文井、魏巍、孔罗荪、陈荒煤、冯牧、杜鹏程、葛洛、刘剑青等人为评委。当时文艺界已经和正在落实政策，这些中老年作家和评论家，已经回到自己被迫离开的熟悉的岗位上，正在引领文学艺术的新时代。
在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中，时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副主席巴金先生向获奖作者颁发了获奖证书（是由评委会主任茅盾先生签发的）和奖金，并致祝词，对获奖作者表示祝贺和鼓励。“我们的文学事业，一旦冲破了‘四人帮’的牢笼枷锁，医治了‘十年浩劫’带来的创伤，清除了各种流毒以后，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巴金先生说，“去年一年，全国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题材广泛，思想深刻，内容丰富多彩，风格多种多样，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这是十分可喜的。这次获奖的作品仅仅只是其中的极小部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全国还出现了不少优秀中短篇小说，受到了广大读者的重视和好评。我希望，在适当的时候，也能搞一次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评奖活动。我想这对进一步繁荣我们的文学活动是有好处的。”后来，正像巴金先生倡导和希望的那样，从1982年开始，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开始评选，并为进一步繁荣发展新时期文学创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获奖作品《李顺大造屋》的作者、来自江苏的高晓声代表获奖作者发言。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同志出席大会，并讲了话。整个发奖活动，洋溢着一种喜悦和凝重的气氛。
会后，3月25日至29日，举行获奖作者座谈会，畅谈创作体会，共同探讨所关心的问题，交流创作经验。座谈会期间，老作家、评论家陈荒煤、冯牧、秦兆阳等前来同获奖作者一起座谈，分别作了长篇发言。
所有的与会者都在热烈谈论邓小平在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中那些精辟的论断：“在我们党和人民战胜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文艺工作者做出了令人钦佩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爱护和尊敬。”“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当前，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30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荒谬做法，破坏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扼杀了文艺的生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与会的获奖作者个个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后来的文学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应当说，1979年短篇小说评奖活动的开展，恰逢20世纪80年代第一个春天来临，也意味着文艺界又一个新春的开始。
新时期的文学历史就这样启程了。
（作者曾任中国作协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
改革时代的文艺口号，近距离将我点燃
王兴东
主旋律像一盏灯，照亮了我案头的剧本《解放》
1987年8月25日，那个炎热的夏天，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在广电部部长艾知生陪同下，与长影的创作干部座谈。
当他知道长影正在创作反映第一汽车制造厂“换型改造”的《解放》和表现石油工人海上钻井的《男儿要远行》电影时，非常激动地说：“《解放》《男儿要远行》这都很好，因为一个民族要振兴，一个国家要兴旺，必须有一个反映时代的、能够凝聚千百万人的精神力量，得有精神支柱。过去也是这样，有些作品，或歌曲，或文艺，或电影，反映一个时代精神，现在一唱‘花篮的花儿香’，老同志们都想起来了《南泥湾》，就回忆起了一个时代。《白毛女》出来，又是一个时代。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也应该有这样的东西，在这个方面我们确实还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但是，也不能要求所有的片子都这样，这也太严肃了。有各种不同的片子，但是不能没有主旋律，弹钢琴你总是要有主调，有副调。但是你这个主调得鲜明，得弹出来。我们从各个侧面，不同角度，都反映这个精神，咬住不放。”
他还说：“一个民族，你要找消极面，当然都会有，你要把它的消极面夸大了，正面就被压倒了。鲁迅写《阿Q正传》讲了消极面，他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又爱又恨，就写缺点，立场上也有一个明确的立场，还是希望我们这个国家振兴，民族兴旺发达。我们有缺点、有黑暗、有消极的东西、官僚主义，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抨击、揭露、批判，但不是讽刺、打击、幸灾乐祸，而是鞭策、督促，让它向上，让它克服这些东西，给人们信心，不是揭露了这个面以后，给人看了没有希望，这个民族没有希望，完蛋！不是这样的一种情绪，而是正面的激励鼓舞，希望在这个方面，能够看到反映我们时代的，鼓舞我们人民的，能够把十亿人民凝聚起来的作品。”（摘自《中国电影报》1987年10月15日）
主旋律像一盏灯，顿时照亮了我案头的剧本《解放》。当一汽遭遇市场冲击，26000辆汽车卖不出去，7亿元资金不能流通，陷入30年来最困难的境地，面对竞争危机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一汽在中国北部摆下了决定命运的换型改造大决战，与发达国家争市场比才智，十里车城拉响改革的汽笛。我迅速投入一汽，在沸腾的车间，在攻关的研究所，在忙碌的厂部，我都被一汽人改革的激情所感染。然而，工业题材枯燥难写，表现这么大的工业改革就更难写，也许写了没人拍摄没有人看。车在上坡，需要加油，人在爬坡，需要鼓劲，胡启立的一席话，“主旋律”的鼓声在我心中擂响。
至今还记得他举例说：“苏联电影《驯火记》，并不是具体写火箭之父，他是人格化，把千千万万搞火箭的科学家的精神，凝聚到一个人的身上，写活了，看完影片，给你一个非常震撼的感觉，这个民族是有无限前途的，有了这种精神不得了。”
我重读达·赫拉勃罗维茨基的《驯火记》剧本，被那种气壮山河的火箭发射场面和勇于奉献的科学家人格所感动。每一个民族都在社会变革与发展中，涌现出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而英雄们留下的精神将成为滋养这个民族性格最宝贵的精神养料。我在《解放》剧本里刻画主人公知难而进的改革意志，塑造了一位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形象。
记得在党的十三大会议期间，胡启立同志还向长影厂的十三大代表赵实同志问起《解放》电影拍摄进展情况。后来，这部影片在国有企业职工中反响强烈，受到好评并获得了国家的政府奖。
主旋律像灯塔一样，照耀着我的编剧航向
为追求“能够凝聚千百万人的一种精神力量”，我用一年时间创作《蒋筑英》剧本，采访了60多人，深深地被中年科学家蒋筑英“一根蜡烛两头点”的奉献精神所感动。蒋筑英的形象走上了银幕，他弹奏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主调来，影响了无数观众。这部电影获得政府华表奖最佳影片奖，我也因此获得了华表奖和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为表现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我投身到长白山区农村，通过写干部下乡扶贫，“改造了一个官僚，重塑了一个公仆”的故事，包扎了干群之间的裂痕，《留村察看》受到了农民观众的喜欢。紧接着，我又参加了《孔繁森》的电影创作。在反腐倡廉的呼声中，观众把拥戴人民好干部的目光投向阿里高原的孔繁森。
“主旋律”是改革时代的口号，由中国电影界率先打出，经过创作的实践和群众的检验，成为弘扬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代名词，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并具有强大号召力。特别是1996年长沙电影工作会议，提出了精品战略工程，要求反映时代的主旋律，要求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我更加意识到主旋律不仅是社会责任，而且要求社会效果和社会效益。
主旋律首先要符合艺术规律，更要适应市场规律。《离开雷锋的日子》是我在全民开展精神文明建设之际的剧作，在人们呼唤雷锋精神之时应运而生。这部电影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专家满意，领导满意，群众满意，体现并凝聚了千百万人的精神力量。仅在北京就有185万人次走进影院，至今依然保持北京市最高上座人次。我们是人口大国，观众是多层面的，审美需求必然多样，主旋律电影自有属于它的市场份额。
我在创造主旋律，主旋律在改造我，面对着网络信息爆炸的时代，许多人包括我不想再走深入生活的老路。然而，主旋律的创作是没有妙法灵招，没有捷径后门，只有与时代同步，到群众中去，贴近生活，才能感受社会的变化，倾听大众的呼声，才能捕捉时代的旋律。创作的源头活水在基层。
当我走进少年犯管教所，看到那么多的独生子女犯罪坐监，一位从事教育、感化、挽救的“法官妈妈”出现在我面前，她就是北京市海淀法院少年法庭的女法官尚秀云。跟她办案，随她家访，《法官妈妈》走上银幕，在校园、在家庭，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际电影交流中，中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先进法理观念，赢得了普遍称赞。
我去新疆、到延边，创作一个救助烈士遗孤的故事，《良心》将新疆与延边以民族团结之情连在一起。这个感人泪下的故事，仅在上海票房就创下407万元。我去内蒙古编剧的《生死牛玉儒》，广东省电影公司用28万元买下版权，发行收入500多万元。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中，这部电影直接发挥了作用。由群众投票评选为大众电影百花奖。《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再现刘长春单刀赴会，在北京奥运期间，76年前为中国敲开奥运大门的刘长春复活在银幕上，历史的足迹和今天民族复兴的脚步叠印一起，成为能够凝聚千百万人的一种精神力量，激荡着每个中国人的民族情怀。
在坚持主旋律的创作中，我付出了艰辛与折磨，也让我尝到莫大的甜头。这甜头不是获得两次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也不是多次得到五个一工程奖，而是我的社会责任感收获了社会效果，那就是观众对影片由衷的感动。
中国人大附中读高三的学生肖迪，他的妈妈花240元在广安门影院包了《生死牛玉儒》一个晚场，由父母、外公、外婆一家人陪着他观看。在当下人们面对多元文化消费的娱乐大潮中，竟然有一家12口人，陪高考的学生，走进影院去瞻仰一个高尚的灵魂，我为之感动，为之欣慰。
至今，我铭记影评家肖尔斯的话：“即使《蒋筑英》电影只有一个人看，也比那些打打杀杀的影片拥有众多观众更有价值。岳母只给岳飞一个人刺上‘尽忠报国’，岳飞却带起了千军万马。从长远的意义来看，一部电影的社会效益比经济效益更重要。”当下国门开放各种文化涌来，刺激的、麻痹的、消沉的，特别是一些带有娱乐色彩的精神摇头丸，不断地渗透在青少年间，麻醉人民的理想，消磨人们的意志。我们无法禁止各种各样的花儿竞开，各种鸟儿的鸣叫。但是，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作家，清楚地知道：百花齐放，牡丹为魁；百鸟争鸣，凤凰领唱。主旋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之炬。
我无法概括改革以来中国电影在竞争中发展的全貌，只能从一个时代的口号对我一个编剧的影响，把个人的艺术追求融入国家发展的洪流中，以“引人入胜，动人心弦，发人深省”的艺术境界，纠正那些歧视主旋律为“政治的传声筒”的偏见。从1987年编剧《解放》始，到《蒋筑英》《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留村察看》《陆军见习官》《我只流三次泪》《良心》《共和国之旗》《法官妈妈》《生死牛玉儒》《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一个个人物形象排列在银幕上，将组合出我对这个时代的深情写照。
我身处改革年代，感受了时代的温度。一个向前发展奋争的民族，需要的是进步的鼓声，需要照亮心灵的阳光，需要能够凝聚千百万人的一种精神力量。主旋律像灯塔一样，依然照耀着我剧作的航向。
（作者曾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
饮水思源的农民企业家
刘希贵
我出生在一个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家庭。1979年，23岁的我被选为沈阳桃仙公社一个生产队的队长，那是一个穷队。当时，国家为了使农民尽快致富，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听说南方一些地区已经把耕地分了，便也开始了我们最初的“改革”。经上级批准，我们把生产队的土地、牲口、农机分给大家。就这样，我家也分得了一台拖拉机。从此我开始了“拉脚”生涯。第一次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财产后，心里格外高兴，我没日没夜地开着拖拉机四处为人拉活，村里的乡亲们都说我年轻身体好，可是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年轻的时候不努力闯一闯，日后肯定会充满遗憾。
用献血的钱，给猪买了200公斤苞米面
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好，开始允许个人搞副业。当手里略有积蓄后，我又办了养猪场和豆腐坊。那时还是物资匮乏的时代，人们买东西还都要凭票，因此，没有太多的余粮养猪，而面对着猪场的不断扩大，我的生活开始捉襟见肘起来。但是，为了我的事业，我必须要坚持！有一天，我走到一家医院门口，发现他们正在号召有偿献血，这让我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我立刻办献血证，第一次献了300毫升血，这也为我换来了48元钱、2.5公斤糖票和2.5公斤鸡蛋票。我至今忘不了那第一次献血的经历，因为我用得到的钱为我的猪买来了250公斤苞米面，这些猪暂时饿不死了，当时的心情真的好高兴。
不过好景不长，不久，我的猪又断炊了。这样，我就第二次、第三次……进入血站。为了我最初的事业，争强好胜的我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身体问题，在养猪场最需要资金的时候，我同时办了四个血证，在沈阳、本溪、抚顺三个地区轮着卖，很多一同献血的人都说我命大。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如此。
当看到我的第一批猪出栏的时候，我的心里有幸福也有不舍，幸福的是我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不舍的是它们可都是“喝”我的血长大的呀！年轻时候的创业经历让我的一生都获益匪浅，但是为了事业不顾惜身体的做法也让我落下了病根。20多年过去了，当年卖血的印记在我的胳膊上依然清晰可见。由于抽血过多，我的手脚血液循环不好，现在一年四季离不开厚实的衣服。
做别人不愿意去做或者是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经历了艰苦的初期创业之后，手里也逐渐有了一定的积蓄。当时正值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在全国涌现出第一批“万元户”，我也正赶上这股东风，成为了先富起来的个体工商业者。而我的工作重心，也在这时转向了运输行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将拖拉机卖掉，再加上卖猪、“拉脚”积攒的钱买了一台旧“解放牌”汽车。这辆汽车为我的生活又注入了无穷的活力，我的干劲比以前更足了，每天凌晨3点起来干活，一直忙到半夜才回家。
对于我这个农民出身，在社会上毫无根基的个体工商业者来说，想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事业是何其的艰难。怎么在社会上立足，如何让城里人认可我的能力成了每日萦绕在我脑海中的问题。最终我想出的方法是做别人不愿意去做或者是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要去“爆冷门”。1980年深秋的一天，我在和平区一处大楼废墟旁看见了一张告示：“谁能在一个月内清除废墟，拆下的砖便算作工钱！”围观的人很多，都认为这是一件麻烦事，也无利可图，所以没有人去做，可是我认为，这是天赐良机，赚钱的机会来了！我立刻找到和平房产局签署合同，交了400元押金，按合同规定如果一个月不能完成任务，押金扣除。当时的亲朋好友都为我捏了一把汗，有的人还劝我及时收回承诺，要回押金还来得及。可是我已经早有安排，第二天我就在工地旁边贴出两张告示：一、临时招工拆砖，一块一分钱，现款现付；二、出售整砖，三分钱一块，比公家便宜一半。就这样，原本冷清的工地很快尘烟四起，几十名工人卖力地干，短短23天，大楼的拆砖工程被我干净利索地干完，除了付给每个工人500多元钱外，我自己净剩1.8万元。这时的我已经逐渐有了一点商品经济思想，并且开始了由个人奋斗到组织集体力量参加经济活动。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一位东北电管局的同志，他当时正为沈阳到辽阳的百里电缆铺设愁眉不展，原因是原本答应施工的工程队毁约不干了。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我决定拿下这个工程，这个工程也许就是检验我能力的试金石。
个体户承包大型工程，这在沈阳还是头一回。有了上次和平区拆迁楼的经验，这次我回到了村里，在与村委会商议过后，组织全村100多名闲散劳力风风火火地在沈阳与辽阳之间干了起来并按期完成了工程。在施工中，由于每天都弄得满身泥水，也因此得到了一个绰号——“泥猴司令”！这个称呼，也成为了我创业之中的一段小插曲，一段美好的回忆。
有了承包大型工程的经验，我们又陆续参加了桃仙机场、沈大高速公路、沈北新客站、丹东大东港及海南、内蒙古等十多项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就这样，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艰苦奋进的创业，我的希贵集团作为沈阳最早一批的民营企业沐浴着改革的春风破土而出，迅速壮大。时任沈阳市委书记徐文才亲自为公司成立剪彩，公司逐渐发展到了由天津保税区希贵国际工贸公司、沈阳美复康日用化学厂、中俄希贵股份集团公司、北京奥林匹克——希贵国际钓鱼俱乐部等单位组成并集科工贸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为了表彰我对个体经济的贡献，我连续五届当选为辽宁省政协常委和沈阳市政协常委，当选省、市工商联副会长、省农民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并先后获得东北三省优秀农民企业家、沈阳市劳动模范、辽宁省学雷锋先进个人、全国优秀青年乡镇企业家等荣誉称号。荣誉对于我来说，仅仅是对我多年商海拼搏的一种肯定。在我心里，更多的是饱含着对党的改革开放英明举措的由衷感激。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我们个人施展拳脚的舞台，更不会有我们繁荣、安定、和谐的今天。
让卧龙湖由一片荒水变成“聚宝盆”
20世纪90年代后，在事业上已经趋于稳定而性格又不喜欢安于现状的我总想着为沈城百姓做点什么。这时候，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提出：遵循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强国富民为己任，先富帮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宗旨，大力弘扬“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扶危济困，共同富裕，义利兼顾，德行并重，发展企业，回馈社会”的光彩精神，作为具有多个社会头衔的我，应该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切实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守法、贡献，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
中共沈阳市委、市政府提出扶持康平、法库两个贫困县。经多方面考察，1994年1月，我与康平县政府签订了合作开发康平卧龙湖60年的合同。开发的头三年，由我公司投资6000多万元用于卧龙湖的基础设施建设。我和我的合作者们在这里治水修路、开垦荒地，先后修筑了54千米的环湖公路、湖心堤坝和西马莲河防洪堤，再造了卧龙湖水库和湖区的引、排、灌溉工程，很快就使卧龙湖旧貌换新颜。
我虽然没有太高的学历，但我深知科学技术对发展事业的举足轻重作用。为了能更加合理地对卧龙湖进行开发利用，我高薪聘请了相关专家为我们出谋划策、设计方案，制定出了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为依托，以高新技术为手段的建设方案。坚持可持续发展方针，围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保护生态这三大目标，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卧龙湖高效生态农业结构。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让卧龙湖由原来的一片荒水变成了集生态农业、水产养殖、旅游度假于一体的“聚宝盆”！
卧龙湖的合理开发，使非法猎鸟、拾取鸟蛋的人无法顺利进入湖区，湖中水鸟终于有了安全的栖息地，连极为珍贵的丹顶鹤也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在如今的卧龙湖，有三月的雁鸣、七月的荷花、九月的蒲絮，还有冬日的冰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景象正在我们的手中传承。2001年，卧龙湖被省政府确定为省级自然保护区，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自己的付出感到欣慰、自豪，到目前我对卧龙湖累计投资已达2.8亿元人民币。
饮水思源，回报社会。这些年来，我曾为沈阳教师奖励基金会、省体育事业、省慈善事业、大学生千乡百县科技活动、大兴安岭火灾、南方水灾等捐款1000余万元，还创建了省残疾人康复培训中心和省第一个希贵残疾人杂技艺术团，多次在国内外进行演出比赛，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
能为社会和慈善事业作出这些贡献，我觉得我刘希贵没白富一次，没白活一回！
（作者时任希贵集团董事长 于伟民 邹喜利/整理）
放弃“铁饭碗”下海创造人生价值
潘基础
如今考公务员成了不少年轻人的追求目标，甚至有数千人报考一个岗位，因而人称此为“国考”。其实，条条道路通罗马，何止一条“独木桥”。对此，我早些年前就对这个问题有些思考。应该说是改革开放改变了我的观念，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下决心放弃“铁饭碗”
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时，温州的民营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各种品牌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那时我正在党政机关里按部就班地工作。作为出身农家的我，周边有很多外出创业成功的同学和朋友，确实感到有赶不上时代潮流的感觉。我想，改革开放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更是有多种选择的时代，而自己曾在国有企业干过、在党政机关待过，应该要出来闯一闯。这个时候，正在广招人才的华峰集团向我伸出了橄榄枝，于是我就辞去瑞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也辞掉公务员身份，进入了华峰集团。
在当时，毕竟是扔了金饭碗、捧起泥饭碗的事儿，我辞职下海的消息传出后，家人不理解，朋友、同事更加不理解。其实我没有其他考虑，就是想在新的平台上，在不同岗位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被这个开放的时代所淘汰。
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003年6月，我开始担任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这是一家完全从集团母体中剥离出来，全新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从日本引进技术和设备专业从事氨纶纤维的生产、销售和技术开发。它作为华峰集团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第一块试验田，目的是实现企业上市，从而在根本上推进华峰集团的制度创新，促进企业向新的领域开拓发展。对于当时的温州民营企业，这是全新的课题。
万事开头难。从踏入企业那一刻起我就负起企业上市的具体工作，这是一项很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在此之前，温州还没有一家民营企业上市。为了完成任务，我组织了一支精干的团队，从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期准备、中介机构工作协调到上市申报材料的修改和申报，忙得没日没夜。有些朋友说我是放着安逸的机关工作不干，到企业里找罪受。那时候我常常通宵达旦待在项目小组，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参与，力求每一份申报材料做到一字不错。梦想就是一把锥子，我觉得它就悬在我的脑袋上，我已经没有退路。
2003年12月29日，北京，元旦将近，我和我的同事拉着两个大拉杆箱的上市申报材料，直奔中国证监会。证监会一位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并对申报材料进行认真审核，一份份材料从他的指间滑过，都让我的心往下放一点，这些材料每一页都是我们团队的心血啊。看到环保批文时，工作人员的手突然一顿，指着浙江省环保厅的批复“基本可行”说：“这不行，不能受理。”多了“基本”两字，整个申报材料就有了瑕疵，中国证监会不予受理。我们一下子懵了，如果31日之前不能受理，便要顺延一个季度，而当时国际氨纶市场波动很大，如果行情低迷，有可能延误半年、一年，甚至会让整个上市计划夭折。作为项目的领头人，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我。
当日下午，还没抬头认真看一眼装扮一新喜迎节日的北京城，我就和投行保荐代表人坐飞机飞回了杭州。华峰氨纶作为一家化纤企业，历来重视环境保护，投入了大量资金对现有工艺进行优化，实现资源循环利用，能耗、水耗和污染物排放均已达到行业国际先进水平。我相信只要我们把实际情况说清楚是能够取得环保厅领导认同的，于是我连夜布置人员对环保材料进行充实，并拜会有关处室负责人作详细汇报，第二天终于拿到了修改后的环保批文。所有的申报材料再也没有瑕疵了，在31日，华峰氨纶申报上市的材料正式被中国证监会受理，我们长舒了一口气。
但是，这只是上市历程第一步。华峰氨纶作为温州民企上市第一个吃螃蟹者，它的上市之路注定是一波三折的。2004年6月，华峰氨纶股票发行审核顺利“过会”，但还没从喜悦中醒过来，便碰到国内资本市场进行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以及股权分置改革，新股发行只能暂停。这一停就是两年，两年里，券商更换了，保荐业务被人收购，会计师事务所也出现变动，能不能顺利发行上市又充满未知数。我们在这两年里沉着应对，与资本市场保持沟通，终于在2006年7月等来股票发行的核准批文。
然而2006年氨纶业绩整体出现下滑，价格下行，这种极度不利的情况下，股票如何推出去？我心里比谁都急，为了让市场认可公司投资价值，我和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秘及相关人员有时一天跑十几家机构，同投资者反复沟通，精心做好路演推介，终于实现了华峰氨纶A股成功发行并上市。8月23日，董事长尤小平在深交所敲响了华峰氨纶“开市宝钟”，公司迅速募集到2个多亿的资金，加上后续自有资金的投入，华峰氨纶的规模快速扩展，成为国内第一、世界第三的大型氨纶生产企业。
华峰氨纶上市是温州民企国内上市零的突破。上市之路上一次次的挫折也是我一次次学习的机会，从中汲取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精要，并且坚定而执着地走下去。2011年2月22日，华峰集团旗下又一子公司“华峰超纤”登陆深圳交易所创业板。华峰集团成为了全国为数极少的同时拥有两家上市公司的民营企业。
应对机遇与挑战
随着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国际化给企业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挑战。就在华峰氨纶上市前一年，中国氨纶行业突然出现了滑坡，形势十分恶劣。我们调查，这与原产于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进口氨纶对我倾销分不开。中国商务部曾有个统计，称从1995年WTO成立以来，全球每7起反倾销案件中就有1起涉及中国，但多数是别国对我反倾销，而缺乏应对涉外经济案件经验的中国企业，大都选择沉默以对，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华峰要反人家的倾销，这在温州还没有先例。公司把这件事交给我具体负责。我翻阅了很多反倾销案例，从中发现反倾销要以个案审查为前提，只要企业积极向调查机构提供有利证据，反倾销胜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的这个借力打力的方案得到了董事会的大力支持。于是，华峰氨纶立即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联合烟台、绍兴的同行代表中国大陆氨纶行业正式提起反倾销案；二是聘请律师，积极举证，支持调查；三是与政府有关部门紧密联系，加强磋商，争取官方支持。
反倾销的举证长达一年半。华峰氨纶在面对复杂的国标贸易秩序面前，勇敢扛起反倾销大旗，利用反倾销保护自己和行业的利益，得到了政府和行业协会的大力支持。2006年，在华峰氨纶上市两个月后，由华峰氨纶联合其他两家公司提起的氨纶反倾销调查也取得了胜诉，成为温州民营企业对外反倾销第一案。
提升民族企业的素质与形象
我始终认为，在对外商务活动中，不能依赖反倾销保护自己，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提升民族企业的素质和形象。早在2006年，华峰氨纶就开始与德国巴斯夫合作推行“责任关怀1+3”项目。“责任关怀”是国际化工行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管理理念及行动计划。董事会授权我主抓这项工作，我感觉这项工作意义非凡。通过向跨国公司学习，我们不断调整和完善了管理体系，同时逐步树立起了新的理念。如在履行责任关怀上，我们看重的不是捐多少善款，做了几件善事，而是要把企业对社会的责任内化于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中，体现在对客户、对员工、对社会、对环境各相关方的关怀上，成为企业内部员工共同遵循的文化信念。
例如在用水上，我们企业生产所排放的污水原来已有60%回用，所有污水都达标排放，但我们不满足于“合规”，而是不惜再投入400多万元，建起了日处理2000吨的中水回用装置，利用先进膜技术对废水进行深度处理，然后再回用到生产中，提高水资源循环利用率，最大限度减少污水排放。像这些举措还有很多，比如办公用纸必须要双面打印，两次利用，从细节上体现环保意识。正是这些大大小小措施的推行，使华峰氨纶成为了氨纶行业节能减排国际标杆，既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也充分体现了企业社会责任。
让人们印象最深的要算建立环保开放日制度，为了消除人们对化工企业谈“化”色变的心理顾虑，我们每年都会主动邀请周边居民、学生、记者、人大代表到公司查看污染物的排放和回收。有居民看了后说，鸟都在这个厂区里做窝，人住在周边怎么会不放心，他们对厂区内绿色洁净的环境非常惊讶。环保开放日至今已经举办了十几次，同时我们还在厂区河道举行钓鱼比赛等等。在这些良性的互动中，企业打消了周边居民的担心，人们也对企业的发展给予了善意的支持。
从2009年开始，华峰氨纶每年都要发布一份社会责任报告。我也多次在全省、全国及国际化纤会议上跟大家分享华峰氨纶责任关怀理念和做法，这是我感到最自豪的。从这里，我找到了公务员和企业总经理的共同点，都是为我们的社会尽一份心，付出一份爱！
回顾在华峰的打拼，给我的不仅是经历的丰富，更重要的是，我体会到了改革开放不仅给人们的观念带来深刻的转变，同时证明了开放对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性。
（作者时任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码头工人刷新世界纪录
许振超
我是1967年的初中毕业生，属于“老三届”。1974年，走进青岛港当了一名普通的码头工人。繁重的体力劳动、艰苦的工作环境，使我的理想与现实产生了强烈的反差。
我不断在想：难道我的人生道路就这样走下去？难道实现不了大学梦就不能掌握现代科学技术？难道我们码头工人就不能摆脱这种出大力、流大汗的命运吗？
在港口多年的生产生活中，我深信一个理儿：一个人可以没文凭，但不可以没知识；可以不进大学殿堂，但不可以不学习。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只有发愤学习才能成就未来。
工作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
志向好立、决心好下，但对我这个初中文化的码头工人来说，学什么、怎么学，难度确实很大。刚干皮带机电工时，我就用休息时间学习电工知识，看设备图纸，掌握了电工技术。领导看我好学，就调我去操作当时最先进的机械——门机。那时，我把队里的技术书都看遍了，还觉得不过瘾，就到处找同学借书看，时间久了，怕同学麻烦，我又从生活费里省钱买书看。新书贵就买旧书，有一次下了夜班，我骑自行车跑了40多里路，到李村集书摊上讨价还价，买了几本旧书，回到家顾不上休息，先过足书瘾。工作中遇到不懂的事儿，我就向身边的技术人员请教，学习中有好的体会和想法，我就赶快记下来。多年来，我坚持工作需要什么就学习什么，带着问题去学，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一定要争口气，学会自己修桥吊
由于我肯钻研、技术好，1984年青岛港组建集装箱公司，我又被选为第一批桥吊司机，那可是当时青岛港最先进、造价最高的大型装卸设备。面对新岗位、新设备，我的学习劲头更足了，桥吊也开得越来越好，很快成了队里的骨干。正当我准备大干一番时，发生了一件让我刻骨铭心的事儿。
那是1990年，我们使用的一台桥吊控制系统出现了故障，因为自己修不了，就把外国厂家的工程师请来。我清楚地记得外方专家的维修费特别昂贵，他在青岛港仅干了12天，就一下子卷走了4.3万元人民币。而当时我们全队上百人，几十台机械，忙活一天一夜，也不过挣个三四万块钱。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我，他一天卷走了我一年的工资，我真心疼啊！好几天都睡不着觉，心里琢磨，我能不能自己修桥吊？当我试着向外方专家请教点“真经”时，人家耸耸肩，不屑一顾。说白了，就是瞧不起我们，对我们搞技术封锁，永远把我们当“门外汉”。
我的心在滴血。我发誓：一定要争口气，学会自己修桥吊。为了攻克这门技术，我着魔似地钻研，终于发现，所有的技术难点都集中在一块块控制系统模板上。我大胆设想：用桥吊的模板倒推电路图。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当时，桥吊上最核心、最难懂的就是瑞典BBC电力拖动系统，掌握这个系统必须要有完整的电路图。有了这张图，就等于解剖了桥吊的全身电路神经，处理起故障来，就变得轻松多了。可是外国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尖端技术，不但没给我们留下电路模板图纸，就连最基本的数据也不提供。
为了“解剖麻雀”，那段日子，每天下了班，我带着借来的备用模板（桥吊上共有两套模板，一套在用，一套备用），一头扎进自己的小屋里反复揣摩。一块书本大的模板，一面是密密麻麻镶嵌的上千个电子元件，另一面是弯弯曲曲的印刷电路，这样的模板在桥吊上一共有20块！盯着模板上正反两面小的像蚂蚁一样的2000多个焊点，再仔细观察各种不足半个厘米长的电子元件，我认真地进行模拟勾画。为了分辨细如发丝、若隐若现的线路，我用玻璃专门制作了一个简易支架，将模板放在玻璃上，下面安上100瓦的灯泡，通过强光使模板上隐身的线路显现出来，然后再一笔一笔地绘制成图。这样，一晚上要连续干几个小时，眼睛累得看不清了，我就到冰箱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毛巾，敷上一会儿。光分辨这2000多个焊点，已经够麻烦了，它们之间怎样连接，学问更大，一个点前后左右可能有4条连线，每一条连线可能又延伸出两条，两条再变成4条，最多的要变到二三十根连线，每个点、每条线，我都要用万用表试了再试，一条线路常常要测试上百个电子元件，最终试出一条通路来。
后来，青岛港又上了新桥吊，技术升级了，它用的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电力拖动系统，这次倒推模板更困难，因为它使用了带夹层的印刷电路板。为了一根信号线，我苦苦地查了一个多星期。那段时间，我就连给老岳父陪床，都一直把模板揣在怀里。晚上，老人睡了，我就跑到病房的走廊里，站在灯下看板子，苦思冥想。
从瑞典的BBC到美国的GE，我前前后后用了整整四年的时间，一共倒推了不同型号的12块电路模板，绘制好的电路图纸有两尺多厚。从那时起，这套模板图纸就作为桥吊司机的技术手册，成了青岛港集装箱桥吊排障、提效的“利器”。当上海港机厂的专家得知我倒推了模板时，连连惊叹：不可思议，这在全国沿海港口也是独一份儿！
尽管如此，我对自己的技能仍不满足，除了掌握数字控制系统外，我买来清华大学的《可控硅整流技术》教材，从原理上学起。还先后学习了《模拟电子数据基础》《电机及拖动原理》和《系列可编程序控制器数据图表》等高校教材。
看着我常常回家一学就是大半夜，妻子经常劝我：差不多就行了。我很理解她的好意，常和她说：“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谁叫咱底子薄呢！现代技术变化这么快，不学怎么能跟得上？”
我还常想：“咱当不了科学家，但可以练就一身‘绝活儿’，做个能工巧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港口的培养。”
我用微雕精神做“铁匠”
1976年，我刚开门机时，由于技术不熟练，矿石装火车撒漏较多，加大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其实我知道，矿石装火车标准很高，多了，需要装卸工人把超重的卸下来；少了，又给货主造成损失。我就下决心苦练操作技术，每次作业完毕，别的司机都下班了，我自己留在车上反复练习。几个月后，一钩矿石“抓”起，稳稳地落在车厢内，由于操作准、无撒漏，工友们都叫这是“一钩准”。
改革开放为我们产业工人提供了成才的大好机遇，尤其是青岛港的跨越式发展，为我们码头工人创造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使我们有使不完的劲，练不完的本领。
开桥吊，看似简单，在别人眼里不也就是集装箱的一拿一放吗？但我认为驾驶技术要练到家，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桥吊的驾驶室距地面50多米，从上往下看，集装箱的4个锁孔小得像针眼，十几吨的吊具落下，4个爪必须准确地插入抓取孔中，稍有疏忽，难免磕磕碰碰，既影响货物的安全，又损害了设备。装卸工们戏称桥吊司机是“铁匠”，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次，我从“微雕艺术”中得到了启发，有人能在一颗大米粒儿上雕刻出一篇诗词来，凭的就是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精益求精的高超技术。那么难人家都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做到无声响作业？
话好说，可做起来谈何容易！有的工友说：集装箱是铁的，船也是铁的，车也是铁的，铁碰铁，能不响吗？而我坚信，只要勤学苦练，就一定能做到！我通过控制小车水平运行速度和吊具升降的角度，进行反复练习，渐渐达到人机合一。操作中，用眼上扫集装箱边角，下瞄船上装箱位置一点，手握操纵杆变速跟进找垂线，打眼一瞄，就能准确定位，既轻又稳，既准又快，终于找到了最合理、最快捷的操作方法——“无声响操作”。
我随即编写了操作要领，先培训了几名骨干，然后在全队推广。1997年11月，老港区承运了一批经青岛港卸船由新疆阿拉山口出境的化工剧毒危险品。作业中，一旦出现碰撞，就有可能引发恶性事故。当时铁道部和船东、货主的领导亲赴现场。为了确保安全，码头、铁路沿线全派上了武警和消防员，他们身着防化服，全线戒严。船靠岸，在我的指挥下，桥吊司机们精心操作起来，一个半小时后，40个集装箱全部被悄然无声地卸下，又一声不响地装上火车，现场人员悬着的心终于平静下来。船东代表感慨地说：你们这种作业简直如“行云流水”！就连在场的铁道部副部长也竖起了大拇指：青岛港，了不起！
没有攻不下的难关
开桥吊是高空危险作业，我始终惦记着生产和工人的安全，不敢有半点马虎。经过统计发现，桥吊作业中最容易出安全问题的环节就是箱子一起一落时。为避免发生问题，我要求桥吊司机在吊箱时都要“二次停钩”，就是箱子刚离地和快落地的一刹那，紧急制动，先观察后起落，这样做虽然使每次操作时间多了几秒钟，但杜绝了事故隐患，提高了生产效率。
这些年来，我不仅能排除一般的机械故障，就连一些精密的技术部件也能修了。桥吊上的重量传感器是国外厂家的“王牌”产品，按规定不能打开，再加上技术保密，坏了只能更新。换一个，就需要1万美元；不换，就要降低60％的作业效率。时间上，我们等不起；费用上，我们也舍不得。这时，我又打起了修“王牌”的主意。我查阅了大量外文资料并向有关专家咨询，初步了解了它的基本原理和构造，为稳妥起见，我决定上桥吊检修，当看到像手电筒一样的传感器上醒目地印着英文“k_i_n_g”时（就是“王牌”的意思），心里想：顾不得这么多了，先打开再说。可打开一看，只见竹子洞大小的空洞里，布满了蜘蛛网般的电阻丝，像人的大脑神经一样，我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东西能修吗？不修，桥吊还是那个样。我坚信：外国人能造出来，我就一定能修好。为了了解它的核心性能，我翻来覆去研究了两个多月，将每根线的颜色和位置都做了标识和记录，避免混乱。然后，我戴上眼罩，拿着修表用的镊子，仔仔细细地一根一根地检查，终于发现是一根细如蚕丝的电阻丝断了。为了准确焊接，我把最顺手的电烙铁磨尖，自己配了焊料，顶着强光，像脑外科医生实施手术一样，小心翼翼地焊接，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再来一次，整整用了一周时间，终于将外国人的“王牌”产品修好了。
这件事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凡事只要敢作敢为，再加上科学的态度，就没有攻不下的难关！
我坚信：“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干就干一流，争就争第一，拼命也要创出世界保班名牌，为企业增效，为国家争光。”
终生难忘的时刻
2001年，青岛市和青岛港集团作出了启动前湾集装箱码头、实施外贸集装箱西移的战略安排。有专家断言，西移是青岛港生死攸关的大事。而影响西移成败的关键，就是新型桥吊的如期安装。
这年11月下旬，常德传总裁代表集团在现场亲自任命我当桥吊安装总指挥。当时，我懵了，做梦也没想到领导会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我这个普通队长。看着码头上堆了13船的桥吊部件，再算算仅剩下40天工期，要把几十件上百吨重的机架和数不清的零部件组装成75米高的桥吊，哪有那么容易？任命的当天，我一夜没合眼。港口的事就是天大的事，退缩推辞，个人得失是小事，桥吊安装不起来，港口的集装箱发展就会因此失去机遇。这次“军令状”我立定了。无论如何，也要保证让桥吊12月31日矗立在黄岛新港区的码头上！
接受任务后，我先办了两件事：一是打电话告诉爱人，我在黄岛干活，从现在到年底的一个多月不回去了，让她放心；二是买了10箱方便面，铁了心吃睡在工地。
办完这些事，我就全力以赴地投入桥吊安装。当时的前湾码头还是一片荒地，几乎没有生活设施，天气又特别冷，现场用来办公的集装箱里，内外温度几乎一样，都在零下十几度，每天早晨脸盆里的水都冻成了冰疙瘩，穿上冰冷的工作鞋，总要跺几分钟的脚才能暖和过来。现场送的饮用水不够喝，我和工友们就提着两个大水壶跑一里路找消防栓接水烧着喝；吃饭的地方在三里地以外，有时错过了点，就干啃方便面、凉馒头；困了，就把倚在集装箱墙角的纸壳放平，盖上大衣打个盹。每天从早忙到晚，没睡过一次囫囵觉，经常是眼里布满血丝，嘴上裂开了口子。有一次感冒发烧，几天不退，身子像散了架一样，走起路来都发飘。但我始终硬挺着，不让自己倒下去，我对自己说：振超啊！你如果是条汉子，就要顶起来，站稳了，绝不能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倒下去！
2001年12月31日晚22:17，是我终生难忘的时刻！经过40天没白没黑的奋战，重1300吨、长150米、高75米的超大型桥吊，终于矗立在前湾港宽阔的码头上，这一刻将永远载入青岛港建设北方国际航运中心的史册！在场的人都欢呼起来：成功了！我和工友们激动地流下了热泪。如今，每次经过这台桥吊我都会停下来，特意多看它几眼。在别人眼里，或许那只是一台普普通通的桥吊，可在我的内心深处，它却是一座永恒的丰碑！
创造并刷新世界纪录
随着港口西移战略的顺利进行，现代化桥吊一台台增加，带领职工创造世界纪录这个念头在我脑海中越来越强烈，也越来越自信！
2003年4月28日夜，我们在“地中海法米亚”轮上打响了创造新纪录的攻坚战。战斗于晚上20:20打响，当时，现场灯火通明，气势磅礴。我带领所有技术骨干披挂上阵。在320多米长的船边，8台大型桥吊一字排开。我极力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嘱咐每名司机要沉着镇定，不住地给大家鼓劲加油。而当时，我却是非常紧张的，因为作业前10小时我就拿到了船舶资料，这条船要创世界纪录非常困难，船上的重箱占60％以上，各舱货物配载又不均衡，这将大大降低我们的作业效率。但我想，纪录是人创造的，我们就是要凭硬功夫创造出世界纪录来！
作业中，司机们精力高度集中，操作准确、快速，集装箱划着抛物线在空中不停地飞过，码头上大型拖车穿梭不停，安装在桥吊支架上的钟表嘀哒嘀哒有节奏地跑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就在作业最紧张的时刻，28号桥吊运行速度突然慢了下来，凭经验我立刻断定是控制吊具的限位器松动了，迅速检查，不到2分钟就排除了故障。到凌晨2:47，我们终于完成了该轮3400个标准箱的装卸，创出了每小时单机效率70.3自然箱和单船效率339自然箱的世界纪录，集团常德传总裁当场以我的名字命名为“振超效率”。
当时，我的心中充满了自豪！人群渐渐散去，我却待在现场久久舍不得离开，盯着桥吊上“工人伟大，劳动光荣”8个大字，我的眼睛湿润了，激动的心情就像体育健儿在奥运会上夺得金牌一样，我们用事实证明：中国的码头工人不比别人差，别人能干的，我们也能干，别人不能干的，我们照样能干！
5个月后，我率领团队又把每小时单船339自然箱提高到了每小时381自然箱，再次刷新世界纪录。
（作者时为青岛港产业工人代表）
进城创业改变了我的命运
戴全明
我叫戴全明，是来自河南的一名农民工，宁波是我的第二故乡。同样，宁波为我搭建了创业平台，改革开放给了我一个追求人生意义的支点，让我从一个连碗面条都吃不起的农民工变成一个公司的老板、一个区的人大代表。
我的1981年——打工的经历
1961年我出生于河南省平舆县庙湾镇代关庙村，家中有兄弟五人，我是最小的一个。6岁那年，父亲去世了，五兄弟和会做裁缝活的母亲相依为命，家里很清贫，经常是一大堆红薯或者玉米面窝头充当全家人的一顿饭。初中毕业后，我上了不用交学费的卫校，可一年没上完，就因支付不起学校里的生活费回家务农。1981年，我跟着同乡赴山西运城打工，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代农民工。那一年，我刚好20岁。在山西，我当过煤矿电工，修过马路，当时的日工资只有2.5元。之后又辗转陕西、湖北、河南等地，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同时，学会了一门做建筑防水工程的手艺。
我的1993年——希望在宁波
1993年，我背着行李和做防水工程的工具箱来到宁波。下火车后，我住进人民路上的一家小旅馆，为了省钱，第二天改住孔浦一家简陋的旅馆。到了第三天，连8元一晚的简陋小旅馆也住不起，于是和两名同乡一起在江东区明楼街道租了一间8平方米的小屋子，每月租金90元。
我刚到宁波时的心情甭提有多高兴了。那时候，宁波市刚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建筑工地上一派火热。我心想，宁波有这么多建筑工地，还愁找不到防水的活儿？但现实并非如此，当时，宁波的外来务工人员还很少，加上当时的宁波人对外来务工人员还不是很信任，不放心把活儿交给外来人员干，尽管整天走街串巷找防水补漏的活儿干，也很难揽到活，经常没事干，最穷的时候连买面条的钱都没有，给刚到宁波时的兴奋浇了盆冷水。
在一个饥肠辘辘的午后，我决定抛弃羞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到一些旧房区，一户户敲门自荐，告诉人家，如果要修房就找我，我保证5年不漏水。其间，我得知明楼街道林家社区居委会的两间旧屋子四处漏水，就主动上门维修，并拍着胸口保证5年内不漏水，如有漏水则不收一分工钱。结果，经过几场大雨的考验居委会干部主动来找我结账。居委会的房子果然修得很好，消息传开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找我修房子。凭着精湛的技术、贴心的服务，我终于在宁波站稳了脚跟，还开始雇起了小工，并有了当老板的迹象。
我的1995年——事业发展的源泉
1995年，我组建了一个工程队——“禹明”工程队，雇了20多个工人，尝试着做起了老板。而“禹明”这个名字却包含着我的一片深情。“禹”代表着我父辈生活过的河南禹州，这是我的第一故乡。“明”则代表宁波，宁波古称明州，我将宁波视为我的第二故乡。同时，“禹”又代表着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我的工程队要注入大禹的这种精神，“明”又代表着我在宁波这座城市感受到的可贵的文明，我的工程队要为这一文明增砖加瓦。“禹明”承载着我的希望。
我对工程队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一开始，我给工人包吃包住，工人无论劳动量多少，都拿一样的工资，这样就出现了消极怠工现象。于是我着手加强工程队的管理。着眼激励工人的积极性，将工程队分成几个小组，每组都有一个组长，提前完成任务的组可以加工资，没有按时完成任务的组则少拿工资。很快，工程队的工作效率有了很大提高。
虽然当上了老板，可由于儿女要读书，老家的岳父母要供养，经济一直很紧张，企业也做不大，一些大单位还是不能信任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再次用诚信去赢得客户的信任。有一次，我购买防水材料时钱不够，建筑材料店老板就让我先把东西拿去，所欠的600元钱过几天再还。我在约定还款的当天，从租住的明楼街道来到位于人民路和环城北路交叉口的建筑材料店时，已是晚上8点多，店门已关了。我敲开门时，老板很是惊讶。以后，我来这个店里买东西，不仅价格便宜，有钱没钱随时都可以提货，店老板还成了我的义务宣传员，我的客户也越来越多。现在，宁波许多大单位都是我的客户。汽车东站、家乐福、天一广场、游泳健身中心等市区大型建筑工程，以及江北区政府的办公楼、居民的住宅楼都留下了我和工友们的足迹。同时，我也注意不断的学习，获得了国家高级防水工证书。此后，又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宁波禹明建筑防水工程公司，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老板。自此，我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我把妻子和一双儿女都接到了宁波，共同享受宁波的文明成果。
我的2003年——真情回报社会
尽管我的公司并不大，而且每天在楼顶铺油毡，挣的都是辛苦钱，一年也就三五百万元的业务量，但我对第二故乡始终心存感激，所以我乐于拿出钱来帮助更困难的人。我向江东区人民教育基金会多次捐款，每年都是“慈善一日捐”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几年来累计捐款已有数万元。有人问我为何如此大方？我总是笑着对他们说：“我到宁波打工后，日子好过多了。这里的人好，是他们帮助了我，现在别人有困难，我能帮就帮上一把。”我还不间断地为困难职工、老年居民义务修补屋顶，且不收一分钱。2003年我获得了宁波市“慈善之星”称号。将第二故乡对我的关爱与支持变成回报社会的实际行动，我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而在参与各项公益活动和社区事务中，我的个体素质也得到不断的提升：2004年在江东区社区换届选举中，我以75.6％的高得票率当选为林家社区居委会委员，同年12月被评为宁波市“优秀外来务工者”；2006年获得了浙江省“最感动您的民工”的称号。
我的2006年——幸福的新居
2006年是幸福的一年，这一年我们全家结束了租住旧房的历史，我在宁波高新区买了套105平方米的房子，家里还添置了液晶电视等电器。这是早些年想都不敢想的事，也可以说是我到宁波安家后的最大变化。我1993年来到宁波，20年先后搬过9次家，第一个住处只有8平方米，住了3个人，旧自行车是唯一的家当……和现在相比较真是天壤之别。不仅如此，我的生活也揭开了新的一页。在宁波生活的一双儿女，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两个孩子来到宁波后就近入学，学校减免了一半的学费，老师还常常上门来给孩子补课。儿子去年考上浙江的一所大学，专修园林设计，女儿目前在杭州读高中，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我的2007年——荣誉与责任
2007年是我更加难忘的一年，这年1月，我当选为江东区第九届人大代表。其实，我的参政之路还可以追溯到更早，在2006年2月，我就作为外来务工人员的代表列席了市人代会，成为宁波市人代会旁听史上第一位外来务工人员。
我最自豪的是，2006年列席市人代会时提的11条建议，现在有8条变成了现实。这11条建议中包括：强制用人单位给农民工办理医保；建立农民工与本地工人同工同酬制度；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免交借读费等。这一方面是社会进步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有我的一分力量。
2007年1月，在江东区人代会上，我提出了《加强市容整治的建议》的议案。议案指出，宁波不少新建楼房外墙渗水，修补后补上部分的颜色和原来房屋颜色不相吻合，成为城市的“特大牛皮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容市貌。同年5月，江东区物业办及时联系相关的物业公司，督促物业管理企业对管辖小区一一进行排查，发现有几个小区确实存在房屋“特大牛皮癣”现象。随后不久，江东区物业办及时作出整改，并对我的议案作出回复，我履行了一名人大代表的应尽职责。
我的2008年——美满的家庭
我的妻子李景是一名家庭主妇，在来宁波之前，她连远门都不敢出。我们到宁波后生活也有了巨大的改善，面对宁波人的无私帮助，妻子很感动，她也经常做一些善事。
2006年以前，我们一家租住在城乡结合部，左邻右舍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妻子经常将自己蒸的馒头、包的水饺送给大家吃，每到春节或是中秋节，周围的外来务工人员都会聚到我家，吃妻子包的水饺。此外，妻子还经常帮社区工作人员打扫路面。
2003年，我听说社区要进行“慈善一日捐”活动，就把原来准备买手机的1000元钱捐了出去。回家后，把此事告诉了妻子，她说：“我们都是贫苦出身的人，应该帮助比我们生活更困难的人。”她又拿出2000元钱让我去捐。
2008年3月8日，江东区妇联和江东区人口计生局联合主办的第四届“美丽妈妈”评选揭晓，妻子榜上有名，不仅因为她将两个孩子都培养得很好，还因为她有一颗美丽的心灵。
这就是我——一名曾经吃不饱饭、租不起房的农民工变成建筑防水工程公司老板在宁波的纪年表。
（作者2006年获得浙江省“最感动您的民工”称号、曾任宁波市江东区人大代表 谢建初/整理）
“戚秀玉职业介绍所”是怎样诞生的
戚秀玉
劳服公司职介部和“即时服务”
在1993年这个全国计划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大连计划经济性质的就业也开始了向市场就业的转型。我那时在大连市劳动局下属的劳动服务公司职业介绍部工作。我们这个部是大连市安排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主要窗口，我和部里的几位同事就成了大连市劳动力市场的第一代职业介绍员。
面对那些到部里找工作的下岗失业人员，我和同事都理解他们的难处，心里跟他们一样着急，总是热情地接待他们，想尽办法把他们送上新的工作岗位。时间长了，许多下岗失业人员都认识了我，亲切地管我叫“戚大姐”。
1995年，大连市现代企业制度改制进入集中期，这一年起每年都有大批成建制的企业实施破产分流。早期每年到我们部里来求职的人员，也是被企业生产一线“优化组合”下来的失业人员，只有几百人，到了1995年后，每年企业整体破产分流的下岗失业人员达到几千人。由于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工作密集度增大，再就业工作成为党和政府的“一把手”工程。
那个时候，看着到职介部里求职的人流，望着他们失望的背影，尤其是面对那些大龄下岗失业人员焦灼的目光，我和同事们心里火燎燎的，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跟我们一样，劳服公司的何来生经理也坐不住了，他来到职介部，和我们一起分析就业形势，寻找解决办法。经过分析，我们发现，从求职人员的构成来看，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一些年龄、文化、技能等条件较好，家庭经济状况也较好的人员，他们对于再就业持等待和观望态度，一心想找一个条件好的“热门”岗位；而一些年龄较大、家庭经济状况又差的人员，没有条件等待和观望，再就业的心情很迫切。从工作岗位来看，虽然总的来说比较紧张，但一些“冷门”的岗位还是有的。分析的结果使我们眼前一亮：将急于就业的求职人员与“冷门”岗位对接，不就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吗？何来生经理当即拍板：“我们搞一个承诺——‘不挑不拣，48小时就业’。这个承诺就叫‘即时服务’吧！”
1998年1月4日，即时服务开始启动。市委市政府和市劳动局对即时服务十分支持，为保证这项工作落实，市劳动局在市内四区设立了六个即时服务所，建立了专门搜集空岗的信息队、执行清岗的监察队。
现在来看，“即时服务”是一个行政式服务和市场就业相结合的产物，是适应市场就业转型时期需要的一项举措。不挑不拣不是行政式的包办，也不是完全化的市场就业，它是一个转型时期解决那些急于就业群体困难的半市场化方式。那些没有时间等待和观望的大龄特困人员，那些认清形势走自己就业之路的下岗失业人员接受即时服务，为下岗失业人员自主就业做出了表率，从而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社会就业观念，使人们逐渐脱离了计划性就业的观念，接受了一个人员多项选择的全新市场就业形式，使政策式的破产分流转而成为规范式操作和市场化的有序分流。
“戚秀玉职业介绍所”问世
“即时服务”解决了那些大龄特困人员的就业问题，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报纸、电台、电视台都进行了报道，我们部成了典型。大家给了我很大的荣誉，使我在下岗失业人员中的“知名度”更高了。
经过三年多的运作，职介部的工作更加正规、成熟，人们的就业观念也有了很大转变。这时，已担任劳动局副局长的何来生同志又把我们找到一起说：“我想把你们职业介绍部改成职业介绍所，名字嘛，就叫‘戚秀玉职业介绍所’吧！”
我当时挺不好意思的，何来生说：“你的知名度高，下岗失业人员都知道你。这也是一个尝试，干好了，‘戚秀玉’能成为一个品牌！”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经过认真的筹备，1999年1月4日，“大连市戚秀玉职业介绍所”正式挂牌。那天，时任大连市副市长王承敏等市领导参加并亲自揭匾，大连市和驻连的国家级媒体纷纷做出报道。“大连市戚秀玉职业介绍所”一问世就引起广泛的关注，当年大连市工商局主动把“戚秀玉”三个字进行商标注册，这是大连第一次也是全国第一次用个人名字注册的社会服务品牌。
从职业介绍部到职业介绍所，表面上是从“部”到“所”的一字之差，但却带来了体制与机制的转变。这种转变是运行中不经意间发生的。职介所刚挂牌时，只有原先职介部的八个人。随着服务项目的不断扩充，业务量的不断增大，又陆续增加了不少工作人员。这些人员不再是事业编制人员，而是企业编制人员，对他们的管理也采用了企业化的管理形式。就这样，本来是解决编制不足的一种方法，却带来了一个用企业化形式管理队伍并从事公共就业服务工作的特殊形式。这个新形式也是对于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自身转型问题的一个探索，以至于专家们将这种形式归纳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激励管理机制”，成为全国劳动就业系统研究的典型课题，我们也多次在全国范围内做介绍。同时，“大连市以人为本的公共就业服务经验”三次在全国会议推广，“大连公共就业综合性服务”多次在全国会议上推广。
1999年10月22日，国家劳动保障部副部长林用三来大连调研工作时，专门视察了戚秀玉职业介绍所。当他看到戚秀玉职业介绍所服务领域在不断扩展，为求职分类提供更加细化的服务时，给予了肯定，并且说：“我要好好宣传一下你们的做法。”2009年10月22日，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已来大连视察劳动力市场建设、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张左已部长对我市再就业工作情况给予了肯定，还特意看望我，给我赠送了笔记本和钢笔，并赠言：“职业介绍当‘大姐’，促进就业立新功。”
2010年国家人社部副部长张小建在视察大连人力资源市场时说：“大连市场的发展是我们设想的，也就是市场就业应该有的大连人力资源市场全有。”
永远不辜负求职群众的信赖
如今，大连的市场就业之路基本上发展成熟，“大连市戚秀玉职业介绍所”也发展成为大连市公共职业介绍中心，拥有4000平方米的服务场地，35个服务窗口，18项服务内容几乎涵盖了市场就业的全部功能。
大连市公共职业介绍中心和大连市戚秀玉职业介绍所40多次被授予国家和省市级荣誉称号，我本人也70多次被授予国家和省市级荣誉称号。2006年6月，大连人力资源市场被国家人社部命名为“中国·大连人力资源市场”，从此，大连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成为国家级人力资源市场。“戚秀玉”这一“社会服务品牌”多次被评为全市和省“著名商标品牌”。“戚秀玉”已成为大连市的名片，成为国家级就业服务工作的代名词，而不再为我个人所有。
我想，我们所和我取得的一切，都来源于求职群众的高度信赖。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应当成为我们至高无上的工作信条。
2003年，当我被选为全国十届人大代表时，我提交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建议修改新时期市场就业方针”。这个建议最终得到全国人大的高度关注，促进了新的市场就业方针形成。2004年，我参加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时，又提出了“关于其他所有制企业下岗职工应同国企下岗职工一样享有《再就业优惠证》待遇”的建议，这个建议反映了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经过全面考虑，人社部下发了“其他所有制企业下岗职工享有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同等优惠政策待遇”的文件。
我和我的同事们将永远把求职群众揣在自己的心里，把他们的需求作为自己工作的追求，不断思考和探索新的工作思路，让大连人力资源市场永远走在市场就业的前列。
（作者时任大连市戚秀玉职业介绍所所长、大连市职业介绍中心主任）
“小陈热线”的故事
陈明钰
我出生在陕西省旬阳县一个落后闭塞的小山村。第一次听见改革这个词，是1982年夏天，我九岁那年。父亲看着报纸说“现在要改革了，真好”。当时我们全家人都很诧异，改革是什么，我们与改革有什么关系？因为改革对于一普通的农家人来讲，好像很远。或许是对这个词汇的好奇，我慢慢地开始关注报纸上对“改革”的解读。
学一技之长踏上新起点
1993年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大学。我从《半月谈》上看到了养殖业的信息，于是说服父母给我100元钱购买小鸡饲养，以寻求通过搞养殖发家致富。但养鸡仅凭从书本上自学那点点知识是不够的，一腔热血面临着的却是失败的教训。高中毕业在农村算是文化人了，这次失败遭到整个村子对我这个“文化人”的质疑。面对这种质疑，我决定外出打工，并报名学习烹饪，想有一技之长到外创业会容易一些。
近半年的学习和实践后，我怀着从小对大海的向往，来到了青岛。我庆幸这个选择，它让我实现了一连串的梦想。“刚来时，想法很简单，就是打几年工，多挣点钱回老家娶媳妇。”刚到青岛时找工作屡屡碰壁，最穷困潦倒的时候，身上只剩1.4元钱，白天找工作，晚上睡候车室。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一家工厂食堂做临时工。打工的艰辛让我刻骨铭心，与上大学的同学通信给了我很大触动：现在是个需要知识的时代，学习的机会到处都是，只要自己抓紧，不是一样可以学出个名堂、圆大学梦吗？决心一下，说干就干。来到青岛的第二年，我就用攒了半年的工资，报名参加了法律专业自学考试。
自学考试难，打工青年参加自学考试更难。我首先要挣钱养活自己，还要省吃俭用攒钱交学费，更重要的是挤时间学习。白天打工忙活一天，真是筋疲力尽，晚上饭都顾不上吃，骑车10公里往学校赶。住的集体宿舍乱糟糟的，为了找个安静地方，在师傅的帮助下，我在一间厕所旁边辟出了一个5平方米大小的地方读书学习。
为了省钱买书，冬天舍不得买棉鞋，双脚冻得长满了冻疮。当时有些人笑话我“一个打工仔还想学法律，真不知天高地厚”，听了这些话，我暗下决心，憋足了劲要学出个样来给他们看。那三年的业余学习生活中，无论是严冬酷暑，还是刮风下雨，我一堂课也没有落下。我上的辅导班有五六十名学员，有一次下大雪，空荡荡的课堂上只来了我一个，老师感动地说：“就你一个人我也要讲！”1999年10月，我终于完成了法律专业14门课程的考试，取得了山东大学法律专科毕业证书，并被评为“山东省优秀自考生”。打工期间遭的罪、受的累，没让我低过头、掉过泪，可捧着苦读换来的红彤彤、沉甸甸的毕业证书，我哭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沿海经济快速发展，大量中西部和欠发达的小城市剩余劳动力和农民转移到城市，在一些中小企业打工。由于经营者法律意识淡薄，在劳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出现拖欠工资和克扣加班费等侵犯工人合法权益的事情。我身边很多农民工有过类似的经历，大多数人遇到问题时缺少有效的咨询和引导，导致一些冲突发生。我通过法律专业的考试后，产生了用自己学到的专业知识，为打工新市民提供帮助的想法，便试探着找到了团市委。团市委非常支持我，并联系青岛新闻媒体。2000年11月23日，青岛晚报发布消息，专为新市民服务的“小陈热线”正式开通。
一支团队，成就万千梦想
至今让我难忘的是，第一个打进热线的不是寻求帮助，而是来道谢的。那是一个卖报纸的新市民，看到报上登的消息后立刻打来电话说：“咱打工的也有自己的热线了，谢谢你！”当天热线电话一直持续到深夜，共接听了31个电话，其中咨询工资的21个，工伤的3个，非法拘禁、殴打的1个，伤害赔偿的3个，退亲要不回彩礼的1个，其他咨询的2个，我一一认真作了记录，并尽自己最大可能为他们讲解相关法律知识，或提出一些建议。
2001年春节前，建筑包工头老王打来电话说，自己带领78个工人在一家工地粉刷墙壁，到年底老板欠款32万元，回家过年没有拿到钱的21位老乡住进了老王家。老王的母亲和妻子一日三餐伺候，老王整天往返于工地、项目部和公司，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十多天过去仍要不到钱。听到一个近50岁的男人在电话中的哭声，我决定出面帮帮他。
第二天，我和老王来到项目部，我先向项目部经理说明了来意，也说了老王家庭遇到的困难。项目部经理反而提出老王的工人有些活干得不是很好，在粉刷面积计算上双方存在异议。对此老王也认可。看到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诚意，我提出我的观点，房屋粉刷质量要求应该按照双方协议执行，面积按照实际丈量尺寸为准。在这个过程中，邀请第三方来进行确认。这个建议得到了双方的认可，最后工程量总核算比原来的少了一些，老王也心服口服。由于包工头的配合和项目部经理的努力，三天后，老王高兴地拿到了工钱。
2003年底，在一家酒店干厨师的小赵打来电话说，年初来酒店时约定，老板每月从工资中扣除500元作为押金，等到年底一次结清。但是到了年末，老板却以小赵炒菜浪费油为由不予支付他的押金。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小赵不知所措。原来，小赵年底回家要订婚，如果拿不回钱去，婚事就有可能要吹。郁闷之下他喝了点酒，借着酒劲想把老板砍了。听到这里，我感觉不妙，决定先稳住小赵的情绪，约他见面谈。到了小赵约好的胜利桥，远远地看见一个青年手上拿着菜刀，我叮嘱同去的志愿者小刘，等会儿见面后，先把菜刀给拿过来。
我们三人找到了一家小饭馆，边喝酒边交谈。我明确对他说老板克扣工资是违法的，劳动监察部门不会坐视不管。同时砍人更是犯法的，害人害己还会累及爹娘。喝酒中小赵情绪得到了释放，号啕大哭，说他也知道砍人将会负刑事责任，但是一时走不出来。听了我一席劝，明白了遇到事情不要冲动，多用沟通的手段。按照我的建议，小赵第二天找到了劳动监察部门，事情顺利地解决了。
山西大同的吴光兵，2003年来到青岛，干了五年，换了11份工作。工作生活一直不能安定，小吴很是纠结。缺少人生规划，这是年轻打工者普遍存在的问题，于是和小吴相约在我们办公室喝茶。
在交谈中，发现小吴很聪明，有责任感，得知他在学习技能和自己开店两个方向上很纠结。我针对他的情况做了分析，学习技能是当前最好的路子，因为国家通过很多政策来鼓励技能提升。我提出可以通过我们的爱心接力计划来帮助他。几天后，我带着小吴来到事先联系好的培训学校学电焊，经过了近半年的学习，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小吴就被一家造船厂“抢”走了。2011年3月，小吴从上海打来电话，说被上海的一家顶级的造船厂给“挖”走了，月薪1.5万元。说感谢这部热线，希望能有更多年轻人通过这条热线，实现自己的心愿。
新市民之家服务新市民
2006年，在青岛市南区委、区政府支持下，在“小陈热线”基础上成立了“新市民之家”。在政府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志愿加入这个大家庭，通过搭建平台，组织志愿者专门为新市民提供职业培训、法律援助、职业信息中介等免费服务。
随着越来越多新市民把孩子带到城市上学，孩子成为新市民之家关注的另一重点。这是因为，与父辈不同，孩子不太可能回到农村去了，只有具备了在城市生活的能力，他们长大后才不会被边缘化，不至于既回不到农村，又融不进城市。考虑到很多新市民收入不高，给孩子请家教有困难，新市民之家开设了周末免费课堂。每学期，都会有200多名孩子，来学习作文、英语、素描、剪纸等10多门课程。
我们还发现，很多年轻新市民因为工作繁忙和行业用工差异，导致找对象难。我们便定期组织联谊会，通过爬山、歌声进社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年轻人聚在一起，互相了解，互相认识。东北小伙儿杨峰、山东姑娘张雪分别来自城阳的一家机械加工厂和制衣厂，在我们的活动中，他俩都是活跃的志愿者，在为他人奉献的同时，两人也走在了一起。自2007年以来，经过我们组织活动认识、恋爱并结婚生子的已经达到了154对儿。许多新市民亲切地称我们机构为“娘家”。
2007年，在城阳区委、区政府的大力帮助下，又在流亭街道成立了“新市民家园”、在棘洪滩街道成立了“青大一家人”两个同类性质的综合服务性公益机构，进一步扩大了服务新市民的范围。
2011年4月21日和2013年7月12日，两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先后来到新市民之家和新市民家园调研时，给予机构高度的评价：“这里给我们共青团干部上了一堂非常鲜明、生动的党的青年群众工作课。团组织根本的生命力就在广大青年当中，载体就要靠基层，你们全部的探索都证明了这一点，并因此找到了我们的组织存在的价值。”
这些年，“小陈热线”和新市民之家做了一些工作，党和国家也给了我多个名誉和称号：2006年我被评为青岛市十大杰出青年，2007年团中央授予我“中国五四青年奖章”，同年山东省授予我“山东五四青年奖章标兵”，2008年我被评为青岛市劳模。一路走来，心中不时在思考，自己收获了很多梦想，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党的领导，更得益于青岛这座像海一样胸怀开放的城市。我要感谢这个时代，感谢这座城市。
（作者时任青岛市市南区新市民之家主任、青岛“小陈热线”创办人）
我成为拥有“蓝印户口”的第一批外地人
周德文
从上海买房说起
我最初在上海买房，并不是单纯为获得上海“蓝印户口”。只是买房后，我确实看到上海以开放的市场、宽广的胸怀吸引外地人，给外地人以机会，我才最终下决心成为“新上海人”，并成为上海第一批拥有“蓝印户口”、进而享受这项政策的外地人。
说到在上海买房，还得从1994年说起。那时，我在上海做服装生意，每次从温州到上海来很不方便。如果晚上坐火车，第二天早上到上海，每次都要匆匆忙忙地在上海办事，事情办完后马上就要赶回去。要不然的话，就要住宾馆，开销不仅很大，而且不方便。
以后，我便萌生了在上海买房子的念头。但20世纪90年代，在上海买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那时，听说上海卖房不出售给外地人，真要买，手续也很烦琐。1993年时，我与友人一起创办了中外合资温州威丽斯服装有限公司（现中国·庄吉集团）。就在我们公司成立，我们生产的西服想通过上海的各大商场进行销售时，上海开始出台吸引外地人的政策了。一些原本只吸引外国人、对外国人销售的房子也开始对内地人销售了。
1994年，我开始关注上海售房情况。那时我们公司的产品已经进入上海，每次到上海办完事，我都要关注上海的房产信息，甚至实地去看了不少对外销售的房子。那次我办完事，买好回家的火车票后，就在新客站附近闲逛。看到恒基不夜城正对外销售给外国人的房子。我走进出售的房子去看了看，觉得这些房子造得真不错。
回温州后，我就和爱人讲起这事。说实在的，在上海买房一直是我的心愿。从小，我就对上海充满向往。那时候，每次听到周围人谈说上海，他们都会把“高档”“时髦”等词与上海相连。也许就是那个时候，我内心就对上海充满向往了吧。1993年，当我终于离开了我原本工作的温州大学、走上了经商之路后，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想怎样把我的产品销售到上海去……
我妻子支持我的想法。当我再次来到上海时，再次看了恒基不夜城的外销房。虽然许多上海人对地处闸北区的房子并不看好，但我倒觉得这个房子适合我。房子靠近火车站，便于我来往温州与上海之间；由于是外销房，已装修完毕，只要付完钱款后，就可入住，不需要去操心装修的事情。付清房款后，谁知有更加令人高兴的事情在等着我了。那就是上海正在吸引外地的人才，像我这样买了房的人，根据政策，能成为“新一代上海人”，而且能享受和上海本地人一样的读书、学习、就业等机会。
离开学校跨入商界
自从买了房子后，我成为穿梭于温州与上海之间的商人，深深地感觉到，上海这个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城市，对我的事业发展太重要了。
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做生意前是浙江温州大学教师。我大学毕业后，就被分到温州大学教经济理论。在学校教书期间，我思想一直很活跃，始终渴望将自己研究的经济理论，运用到市场经济的实际之中去。
1993年，就在我从教10年后，这样的机会真的来了。那时，我上课的班级来了一个温州搞电器的老板。在他进修的过程中，我们聊到了温州商业的业态。此时，这个正好想转型的老板，很欣赏我对全国商业市场的分析，于是竭力鼓励我走出校门，投身商海。
原本充满商业幻想的我，真的准备要投入市场去了。可问题来了。当时我还是个“穷书生”，没有多少闲钱能投入做生意的股本。那个老板主动对我说不要担心。他主动借我3万元人民币，我再凑起了几万元，便正式与几个朋友一起开始了商海之旅。
刚起步时，我做了市场调研。发现90年代初，虽然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已有10多个年头，但由于长期的欠账，计划经济将人们对时髦高档服装的需求憋屈得太久了，以至街头许多男人都渴望拥有一套时髦西服。大股东、出资人拍板，到德国去引进一条生产高档西服的流水线，这在我们温州历史上尚属首次。
公司成立后，我自然首先想到上海，想到把产品辐射整个长三角甚至全国。上海，曾经是引领整个中国轻工产品的地方。我主动召集手下三个副总，共同商量布局整个中国产品销售，关键怎样把握好上海。我们决定在上海设办事处，选派一位副总和我的一批温大毕业生蹲点上海。
为了将上海这个市场做好，我甚至还动员出资人，也就是曾邀我下海的电器公司老板，让他把出重金聘来的一位工程师调来配合我们工作。那位工程师是上海人，他在上海有丰富的人脉关系，他还把自己的家做我们公司在上海的办事处了。
记得1993年刚到上海，由于计划经济痕迹过重，外地产品进入上海大型商场，并不容易。我广交上海朋友，让他们给我们公司出主意、想办法。
事业竟如预期那样顺利发展
1994年，我在上海买了房子。没有想到的是，买房以后，事业竟然真的如我预期那样，进展顺利起来了。
我曾有个感觉，上海人很认同有房产的人。如果一个外地人，上海话不是讲得太好，但如果他在上海有房产，他与上海人之间距离会缩短。以前我约客户见面，大都约到宾馆或者酒店，这样大家见面都好像很生分。人家总觉得你是外地人，交流时会出现一些问题。当我买了房子、又拿了“蓝印户口”之后，虽然我仍然上海本地话不太会讲，但是，我和上海本地人之间的距离感好像没有了。
我买了房，成为上海一分子后，上海人开始接受我了。那次，我和一些媒体的朋友交流，希望他们给我们在上海的业务出点主意时，一个报社朋友给我出了一个不错的主意。媒体朋友说，上海正在评选劳动模范，他让我主动找上海市总工会，要求给这些劳动模范每人赠送一套我们生产的高档西服，并且量身定做。他还说，这样的话，不仅我们的产品能够顺利进入上海的一些商场，而且，宣传开来真的成了不错的免费广告。
听了这个朋友的意见，我立即主动地找到市总工会，把我们公司准备给评选上的市劳模赠送高档西服的事，向领导做了汇报。当总工会领导明白我的意思后，立即答应了这件事。
我们派出了公司最好的裁缝，给评上的市劳模专门测量身材，颁奖会上给他们赠送量身定制的高级西服。看到这样挺括的面料、精良的做工、考究的样式，劳模们折服了，许多领导也很嘉许。记得当时来了一位副市长，他对我们的行为赞赏有加。
劳动模范里面，有几位就是上海大型商场的领导，由此，我们公司的高档西服就顺利地进入了上海各大型商场。上海第一百货商店，这个曾经让我童年充满向往的高档场所，顺利地为我们生产的高档西服设置专柜；南京路上一家有名商场——精品商厦，也成了我们高档西服的“展厅”。
上海——成就我事业的地方
我们的产品陆续走向上海，走向全国的各个商场。在我们的努力下，公司的高档西服，最多的一天在上海能卖掉180套。那时一般人的工资只有几百元，低档西服的利润每件只有5—10元人民币，而我们生产的西服都是几千元一套的高档产品。这样的销售形势，怎不让公司和我欣喜若狂。上海是让我事业插上翅膀的地方，我加快了要做“新上海人”的步伐。
我想早日获得蓝印户口，也许更多机会等待着我。这时候我了解到，只要是“在上海市投资、购买商品住宅或者被上海市单位聘用的外省市来沪人员”都可以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经公安机关批准登记加盖蓝色印章。
加盖蓝色印章，也就意味着我可以名正言顺地住在上海，可以将它作为自己户籍关系凭证了。只要有了它，不仅我的孩子“入托、入园和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可以享受与上海市民一样的待遇，而且今后我成立新公司在“申领营业执照、安装煤气和电话”等方面，也与上海市民没有区别。这项政策还规定，蓝印户口满三年后，只要“在上海有合法固定住房，每年复验合格”，就可以转为常住人口，也就能彻底由“准上海人”到“新上海人”了。
在我的努力下，1994年，我和我的儿子顺利地在上海拥有了蓝印户口，从而也正式成为上海第一代的“新上海人”。由于早早成了“新上海人”，我的儿子初中毕业后，他马上就享受到和上海本地人一样的待遇，并最终成为上海格致中学的高中生，从而早早地融入上海这座现代化大都市了。
我的温州企业，因为我有了蓝印户口，有了上海这个大舞台，企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后来，我转型成功，担任了民进温州市委的领导，开设的专门为温州中小企业服务的机构蒸蒸日上，为温州和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成绩，受到国家、省、市各级领导的表彰。
（作者曾任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 汪建强/整理）
唱响人生“三支歌”
董淑亮
对外开放使得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我的生活、命运与祖国，与这个伟大的时代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有了对外开放，才有我的教师梦、作家梦，以及做一名合格的民主党派人士、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一份力量的美梦！可以说，我的人生始终是沐浴在对外开放的春风里，唱着难忘的“三支歌”，一路快乐地走来的……
在三尺讲台上谱写青春的激情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有幸考上师范。接到入学通知书的那个晚上，我站在县城的一座天桥上，欣赏着一列列火车从天桥下疾驶而过，吐着一圈圈白烟，那么快活、那么飘逸，一直消逝在艳红艳红的夕阳里，全身都热血沸腾，大声地哼着歌儿，为实现“跳农门”的美梦而激动、幸福。那个晚上的夕阳、火车、站在天桥上的农家少年，成了一幅最美的风景画，多年来一直镌刻在我的心里、梦里！这是因为，我常常想，如果没有对外开放，没有教育制度的改革，也许我至今还躬身在那片草木萋萋的黑土地上，在袅袅的炊烟里打磨人生。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对农民的子弟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当我在三尺讲台上唱响人生的第一支歌的时候，我是快乐的、自豪并努力的，因为我爱教育，所以愿意为之付出。我指导的学生习作先后有几十篇在《作文》《小学生》等报刊上发表，有多名学生参加“江苏省中小学生读写知识大赛”等赛事获得一等奖、优胜奖等。一些家长都愿意托人找关系把孩子送到我的班上，每每如此，我感到特别高兴，年轻的心田总是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镇里表彰优秀教育工作者，我的教研论文、班级管理、教学成绩、优质课竞赛等六个方面在全镇都出类拔萃，连续六次上台领奖，引起了不小轰动，在校园内外一时传为美谈。
我在教书育人的15年中，党和政府给了我很多荣誉，先后多次被县里评为“优秀园丁”“爱生模范”“教学标兵”“青年教师优质课大赛优胜奖”等，县、区级政府以上的大大小小的表彰奖励达30多次。每当我为找资料或相关书籍而打开书柜的时候，一眼看见那高高一撂子红艳艳的证书，刹那间总是心热肠动，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尊师重教的好时代而感喟不已。
让笔点燃生活的火花
我经常会对朋友说，自己虽然不是一只智慧的九头鸟，却是一条不折不扣的两栖动物：在工作之余，我喜爱舞文弄墨，把写作视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就是我生活中一直哼唱不停的第二支歌。
热爱写作与我的教师职业是分不开的。我在教书育人的工作中，常常被那些披星戴月、辛勤工作的老师们感动，也时常被天真可爱的孩子所感动。于是，我不顾工作的辛劳，放下教鞭回到家里立即“爬格子”，在别人“砌长城”“逛商店”的时间里，我写下了一篇篇讴歌师德的文章，相继在《中国教育报》《福建教育》《江苏教育报》等报刊上发表。至今，我还收藏着章文焙、刘俊杰、王咏梅等编辑老师的亲笔信，是他们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鼓起了我写作的风帆。同时，我结合课本为学生写一些科普故事，包括科学童话、知识小品文等，先后在《儿童文学》《童话王国》《少年儿童百科知识报》《中外童话》《小溪流》等国内50多家少儿报刊上发表300多篇文章，在十几家报刊上开辟专栏，并在少年儿童出版社、金盾出版社、珠海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出版专著46本。在为少年儿童写文章的过程中，我先后收到了来自黑龙江、山东、湖北等地读者的来信，他们向我诉说生活中的追求或苦恼，我又再次尝到了为人师的快乐，并肩起了那份责任：我用作品教育、帮助更多的学生，这难道不是一件快乐、幸福的事吗！
1997年，我改行到海州区委宣传部工作。这支笔，再次让我如鱼得水。第二年，恰好是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我利用星期天登门采访了白虎山小商品市场的“十佳经商大户”，被他们勇立潮头、敢于创新的精神感动着，写了多篇通讯稿件，先后在《党的生活》《新华日报》等刊出，在当地获得了好评。在宣传部工作的五年中，我连续被评为“市十佳通讯员”“市优秀通讯员”，并获“市宣传报道一等奖”等。
可以说，对外开放的好时代，为我的人生提供了一个崭新舞台，使我的笔有了用武之地，并点燃平平凡凡的生活，让它绽放出一束束绚丽的火花。
在参政议政中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对外开放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丰富的物质享受，更重要的是政治生活的深刻变化。可以说，没有对外开放，就没有民进连云港市委（成立于1984年）这个组织。我作为一名民进成员，是对外开放的直接见证者和最大受益人。
加入市民进后不久，我就被选为连云港市第九届政协委员，那一年刚好33岁。之后，我连续担任市政协委员17个年头，我的生活与党的统一战线事业已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为写好提案、了解民情，我曾多次到农村的田地、工厂的车间、港口的码头，甚至荒芜的盐碱滩，与他们促膝谈心。2006年底，我发现在主城区的一些主干道上的斑马线、隔离线等模糊不清，有的根本没画，导致人车混行，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有的公交停车点没有站亭，连躲雨的地方也没有；城区还没有开通公交夜班车，与开放城市极不匹配。于是，在2007年1月的市政协全会上，我提交了《关于加快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事业的建议》，并成为当年的主席重点督办提案。2007年4月，市公交部门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公交事业的发展，还把我请到场，对提案中的建议逐一解答。当年，市公交部门共投资700多万元，购置了先进的空调公交车35辆、大型豪华公交车11辆，新增了8条线路，开通了10多条夜班车线路，增设了近百个崭新的不锈钢站亭，新建成的住宅小区基本做到了交通“全覆盖”。虽然没有多少人知道是我写的这个提案，也没有人肯定我的提案在城市公交事业的发展中起多大作用，但是，我把看到的、想到的写成了提案，并发挥了应有的促进作用，这就满足了。我感到自己在参政议政中发挥了一个政协委员应有的作用，也体现了人生的社会价值。
近几年来，我在民进连云港市委驻会副主委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感受到民主党派工作也是大有作为的。2008年，民进连云港市委在民进江苏省委对各市委会仅有的两项量化考核中，以总分第一名获得了“信息和宣传先进单位”称号；在全市各民主党派开展的创优活动中，以总分第一名荣获“六项创优活动优胜单位”称号；我先后在《人民政协报》《团结报》《中国统一战线》《天风》等国家级报刊上发表各种参政议政文章、信息、社情民意等100多篇（条），有的被评为优秀提案或优秀社情民意等。这不仅提高了民主党派的影响力，也通过这些渠道放大了民主党派作用的社会效应。这也是我人生得以欣慰的第三支歌。
“春色满园关不住。”回想对外开放给亿万国民带来的恩泽，给中国面貌带来的让全世界震惊的伟大变化，回眸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一个脚印一支歌，点点滴滴，让我对党、对这个伟大的时代，永远心存感激，也更加坚信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必将迎来更加光辉灿烂、如锦似绣的美好前程。
（作者时任民进连云港市委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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